“木落识岁秋,瓶冰知天寒”,意指已有先见之明。“桂枝日已绿,拂雪凌云端”,”弱龄接光景,矫翼攀鸿鸾”意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可报效祖国,施展才华。前四句主要是写诗人借描绘“木落”“瓶冰”“桂枝”“拂雪”等景物来表达自己雄大的智略,以及坦荡无畏惧的气魄,想报效祖国,干一番事业。
“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意指李白与元丹丘相识很早,他二十多岁在四川家乡的时候,就与元丹丘相识。李白五十多岁时有一首诗《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诗中说“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说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是非常亲密要好的朋友。李白与元丹丘曾一起漫游四川、湖北安陆、襄阳、河南嵩山、石门山,从李白与元丹丘来往的书信诗文内容来看,这位元丹丘显然是一位隐居山林游仙的职业道士。
“长吁望青云,镊白坐相看”,”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吁叹岁月不饶人,人已渐渐年老,蕴念有不堪蹉跎之意。
“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李白用此诗形容自己与元丹丘之间的交情犹如管鲍之交,由于此时李白的境遇有类管仲微贱之时,故在这首诗中有“穷与鲍生贾”之语。
“时来极天人,道在岂吟叹”,有感叹自身怀才不遇、仕途不通的悲壮情感。虽有自我慰勉之意,但仍对未来仕途充满着希望。
“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借用典故,诉说功业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报效国家施展才华的雄心犹在。
“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面对现实的残酷,有自我慰勉之意。
此诗意寓出诗人既有热血满腔的爱国豪情又有壮志未酬的苦闷。虽然岁月蹉跎,功业无成,加上仕途颠簸、官运不济,胸有大志而不受皇帝重用,但是诗人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此诗作于元末明初战乱之际。客游外地,寄寓他乡,古人对这种生活很难适应,总有一种飘零之感。飘泊在外对古人来说是人生的不幸,除夕佳节期间仍然不能还家,更是莫大的不幸。这首诗就是作者在除夕那天旅居外地所写,道出了佳节期间滞留外地的苦闷与无奈。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此诗为七言律诗,题目中五原是古称,即唐丰州九原,今为内蒙古五原。中唐时,这是唐和吐蕃反复争夺的边缘地区。李益曾为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府,居边塞十余年。这首诗是李益的代表作。
诗的头两句先写收复后的饮马泉的明媚春色。春天里的饮马泉,杨柳轻拂,绿草无边,呈现出一片静谧、迷人的景色。然而曾几何时,这片肥沃的土地,曾沦陷于胡人的铁蹄之下,任其践踏,根本没有这种冬去春来,劫后复苏的情景。“旧是”二字,含蓄婉转,既包含对今日收复的喜悦,也透露出对昔日国难的感慨与忧思。
三、四句写夜宿五原的见闻。五原之夜,明月皎皎,笳鸣声声,这一静一动,更有力地烘托出塞外之地空旷、辽阔的意境。笳鸣,是古时的军号声,其悲壮苍凉的音调,最能拨动久于旅生活的爱国诗人的心弦,使他们心中刹时涌现出驰骋疆场的豪情,所以下句“何人倚剑白云天”的联想就显得极为脱落自然。
“何人”是不定指的反问,既是边塞鸣笳之地,将士们冲锋陷阵、为国捐躯的真实写照;也是诗人理想中所希冀的能多有一些倚剑天外的英雄来保卫边疆的恳切愿望。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既含有喜悦的赞叹,又蕴藏着担忧的感伤。它透露出五原这一带虽然眼下已被收复,但形势尚很紧张,边防能否巩固尚令人担心。
五、六句写饮马泉由冬到春的变化,暗喻收复后与收复前的今昔不同。“从来”是指过去,说明作者随同节度使来到饮马泉已不是走了一天两天,而是在漫长的道路上几乎走过了一冬天。那时关塞道路,冰冻一片,坎坷难行;而今的饮马泉已是春天,寒冰解冻,绿水分流。严冬与阳春之景,艰难与欢畅之情,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后两句直抒胸臆,有收束全篇的作用。五原饮马泉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诗人从饮马泉眼前的景色,回想到饮马泉的历经变迁,从饮马泉的历经变迁联想到自己多年从军的坎坷生涯。国势的衰颓,战乱的频繁,个人的失意,使忧国思乡的诗人在军旅中度过了大半生,消耗了美好的青春,而今面容憔悴,年华消逝。“恐惊”二字,写出了诗人怕回首往事功业未成的沉痛心情。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局势、边防的安危紧密结合,似水到渠成般地把全诗的思想感情收结起来。
摄取典型形象,运用多种手法,寄情于景,是此诗突出的艺术特点。全诗八句,几乎一句一个景象,象电影镜头一样连续放映出八个画面:春光明媚的大草原;碧波荡漾的饮马泉;笳声悲壮的空旷月夜;倚剑天外的守边将士;冰雪封冻的关塞之路;汉使面前的流水淙淙;以及怕临泉照影的憔悴老人和回忆中的当年之英武青年。这些画面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画面中有景色,有人物;有眼前的,也有过去的;有近处的,也有远处的;有看到的,也有听到和想到的。
这一系列的画面,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最终都以诗人的行踪为线索,融汇在诗人对边塞形势的感慨中,从而生动和谐地组成了一幅“过五原”的大画卷。面对这幅色彩绚丽,含蓄深沉的画卷,不由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和回味。
同激昂高扬的盛唐边塞诗相比,李益这首诗忧伤重于欢欣,失望多于希望,情调大相径庭。这是不同时代使然。同时,正由于诗人具有爱国热忱,因而明知前途难测,希望微茫,却仍然要给人以欢欣和希望,这是诗人思想感情使然。这就使这首诗独具一种风格,欢而不乐,哀而不伤,明快而婉转,悠扬而低回,把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表现得和谐动人,含蓄不尽。明人胡震亨概括李益边塞诗的基本情调是“悲壮婉转”,能“令人凄断”,这首诗正可作为代表。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