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这四句交待路途情况。早上与周人辞别，晚上在郑州寄宿，离开亲人，越来越远了，一种凄凉的孤独之情油然而生。在这寂寞的旅途中，与诗人相亲相近的只有那随身僮仆了。这后两句摹写人情极真，刻画心理极深，生动地表现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凄清。唐末崔涂诗“渐与骨肉远，转与僮仆亲”（《巴山道中雨夜抒怀》）就是由这两句脱化而出。

　　接下来八句由记叙、议论转为写景。诗人将这种凄清孤独的感情外化为具体可感的“雨中秋景图”：“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思机杼鸣，雀喧禾黍熟。”南阳、洛阳在视线中已逐渐模糊、消失，空阔辽远的原野笼罩在霏霏的霪雨、蒙蒙的烟气之中。村头，田父荷锄踏青而归，牧童短笛声声，怡然自得，村东水边高地上的主人家环绕在一片油绿鲜亮的庄稼中。还有悲鸣的秋虫，摇动的机杼，喧嚣的雀鸟。

　　诗的最后四句又由写景转为直接抒情。“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这两句是说：“我昨天还在繁华的洛阳，而明天就要去偏远的郑州了。”句意和头二句“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前后呼应，既体现出感情的凝聚、深化，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又开合有度，收放自如，浑然一体。“此去欲何言，穷边循微禄”是指为了微薄的俸禄而到穷僻边远的地方去。这二句话感情深沉、情韵丰厚而不作平白直露的激越之语，在自嘲中流露出更深沉的忧郁——情到深处人孤独。

　　全诗在征途愁思中以简淡自然之笔意织入村野恬宁景物，又由恬然的景物抒写宦海沉浮的失意、苦闷和孤独。全诗诗情与画境的相互渗透、统一，最后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妙境。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词，历代统治者为夺取巩固政权，据固设险，炫耀武力是其护身的重要法宝。此词针锋相对，大胆提出要“铲平斥堠”，希望政治清明，让百姓安居乐业，主题可谓新颖进步。

　　发端三句点明潼关的地理形胜。陕西省东边的潼关，是我国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上河南省三门峡市和陕西省西安市之间的一个车站，这是新潼关。老潼关在它的背面，更靠近黄河。词咏的是老潼关。潼关地势险要，西薄华山，南临商岭，北瞰黄河，东接桃林。词作为文学作品，不能象地志一样讲求实际，它需要运用想象、夸张等手法，注重形象。“太华垂旒，黄河喷雪”，潼关周围两大天险形胜，一静一动。静者庄严肃穆，有帝王气象；动者鬐张雷吼，如黄龙震怒。两两相对相形，把佛山与黄河写得极其生动传神。垂旒，原指帝王皇冠前后悬挂的成串珍珠宝玉。这里比喻高耸入云，气象森严的西岳华山，既新鲜又贴切。“咸阳百二重城”，用典。秦者咸阳，后世称“咸秦”。《史记·高祖本纪》：“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苏林注：“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一》“其重险则有潼关”条引杜佑《通典》曰：“其地上跻高隅，俯视洪流，历崤函而潼津，数百里间，盘纡峻极，实为天险。所谓秦得百二者，此也。”都说明潼关一带，是强秦天险。这里借“咸秦”之典，说明潼关历来是关中的屏障，兵家必争之地。以上三句形象生动，气势雄浑，富于表现力和概括力。可谓潼关的大全景。接着二句写潼关本身：“危楼千尺，刁头静无声。”前一句用夸张手法写人工构造的潼关之高大险固，与上天然形胜可谓相辅相成。“刁头”句写登关时氛围。刁斗是古代军中炊具，夜间用于敲更警众。这句暗示此地驻有重兵，只是现在“静无声”而已。城堡高筑，重兵守御，点出统治阶级的良苦用心。下文交待在危楼上登眺所见景象是：“落重红旗半卷，秋风急，牧马悲鸣。”给出登临的时间和季节，也描绘出一幅萧瑟凄劲的秋风牧马图。关前的有声有色，与关上的“静无声”，对照成趣，同时让人悟到关上寂静的原因。清军八旗，擅长骑战，守关劲旅当以骑兵为主，从“红旗”、“牧马”这些颇带军事色彩的描写中，可以想见那广袤田野里放牧的马群，或许正是大批守关将士的战骑呢。

　　综观上述所写，作者选景极有斟酌，着眼于表达主题的需要，为后文的跌宕和抒慨铺路架桥。

　　歇拍三句，总束上片登临，渐入感慨。一个“闲”字有两重意思，就抽暇游观来说，登临确是“闲”的；但就其借此抒发长期蕴积在胸中的感触而言，一点也不“闲”，措词甚妙。“兴亡满眼”，概括了潼关地区无数历史盛宴，隐隐与下片咏史相呼应。而特特拈出“衰草汉诸陵”，更是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咸阳城东有汉代五帝陵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潼关上无法望见五陵，这是作者出于主题需要的想象之词。汉代都长安，号称强盛，潼关是其惨淡经营和凭借的重镇。但这个强大帝国有没有立下万世不败之基呢？没有。同“咸秦”一样。它也没有逃脱覆亡的劫运。汉尚且如此，自郐而下当然更不必说了，举一可以反三。汉帝陵墓上衰草离离，这幅充满感慨的形象画面，有很多耐人寻思的象外之意，称得上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否定潼关天险的一笔，文情至此一转，跌入下片借史抒情。

　　过片五句咏安禄山攻破潼关，惊破唐玄宗美梦的史实。统治者总是崇拜武力，迷信险关。东汉初，隗嚣的将领王元说：“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东观汉记》）意思是有函谷关的天险，只要用一粒泥丸子就能封闭关隘，轻易地拒阻住敌人的进攻。这里“泥丸封未得”是典故的反用，指潼关失守。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反于范阳，当时有渔阳等六郡依附他。天宝十五载，潼关陷落，安禄山直进长安。风流天子唐明皇此时正在骊山华清宫，与杨贵妃一起浴温泉，赏歌舞，尽情享乐。及至闻说军情紧急，这才仓促出逃，避入四川。不久作为西京的长安（东京为洛阳）也陷落了，烽火台上再也不可能发平安信号到西京。词中“渔阳鼙鼓，响入华清”两句，用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春寒赐浴华清池”诗意。这五句以铁一样的史实紧扣潼关，写得如走珠滚丸，一气直下，表现了唐王朝由鼎盛而急遽衰落的过程，而且点明了衰落的原因是政治腐败所致。对上片潼关之险，这是一个讽刺嘲弄的大跌宕；对以下的议论寄慨，这又是一个坚实基础。文心极为绵密。

　　“自古王公设险，终难恃，带砺之形。”这是承上顺理成章推断出来的历史结论。“自古”也者，历史上以长安地区为首都，以潼关为咽喉的最强大国家，如秦、汉、唐，无一例外地覆灭之谓也。演绎推理，上升到哲学高度，十分精警。后一句又反用了一个典故。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时，立下誓言说：“使河如带，泰山若厉（通砺，磨刀石），国以永守， 爰及苗裔。”这里却说“终难恃”，不啻是对妄图以“设险”永保国祚绵长的王公贵族的当头棒喝。它虽是历史龟鉴，却又明显有针砭现实之意。险不可恃，怎样才能天下太平呢？高潮还在后面。

　　煞尾三句如异峰突起，形象地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它比前人“化干戈为玉帛”的思想更深入，更石破天惊。“斥堠”，指遍布在各军事要塞的前哨侦察所。从全部军事机器的构成与作用来说，潼关也是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斥堠”，作者这里要铲平的，主要是指潼关。当大大小小的斥堠被铲平后，土地不再被军事设施所分割和占用，人民也不必再去戍守争战，那时就能在如掌一样平坦的田地上辛勤耕耘，安居乐业了。作者设想中的这幅政治清明的春耕图，比上片的秋风牧马图当然要舒心快意得多。但是很渺茫，“何年月”，就透露出这种可望不可即的悲凉。

　　这实际上是一首政论词，它所表达的思想比贾谊《过秦论》更深邃，这是此词最光彩夺目之处。诚如王炜《珂雪词序》所评：“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于风格之雄浑苍茫，结构之跌宕严谨，典故的出新反用等等，那倒还在其次。

　　此诗是一首借景抒怀的诗，也是一篇追忆往事，感怀身世的作品。前两句点明雨夜的场景，诗人由此对雨生愁；后两句写诗人十年飘泊之恨，在旅夜灯前，随雨齐来，体现了诗人凄苦、孤愤的情绪。全诗情景交融，不用典，不雕琢，纯用白描，使惆怅自怜的情绪溢于言外。

　　开篇两句，诗人先从室外大范围布景，由天空而地面。古人论诗，认为“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可以“互藏其宅”。此诗前两句景物描写，正是这种情景相生、互藏其宅的例证所写景物既是触发诗人情思的契机和媒介，又由于被诗人注入了自己的心境和感情，经过情绪的酝酿和处理，能够渲染出一种浓重、压抑的气氛，对于表现诗人身处暗世、壮志难酬的孤愤悲苦心态，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特别是“暗结愁”三字，看似写景，实则已是在写诗人自己，正是“托物言志”了。

　　后两句写的是诗人彼时彼地的独特感受。笔锋一转，由室外而室内，从寥廓的自然景象而回到了诗人自身。窗外漆如墨，室内一孤灯，这是室外与室内之对比，从而引出了诗人自身的感慨。诗人曾经的坎坷遭遇，经过雨夜这一特定的情景的触发，已经桩桩件件“到心头”，此处有着凄苦、孤愤情绪，诗人怀想、咀嚼、总结、反思，其中况味，诗人只能独自品尝。

　　这首七绝谋篇布局，先天空而后地面，先室外而后室内，以“半夜灯前”和“月华星彩”对照，“一时”和十年”呼应，时间空间，错落有致，构成一种俯仰开合、百感苍茫的情思和意境，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概括力。全诗写景抒情，从头到尾不着一点亮色，也正反映了作者的这种悲苦心境。

　　古人常借咏柳以赋别，这首诗也没有脱离离情的旧旨，但构思新颖，想象奇特而又切合情景。

　　诗的一、二句，寥寥几笔，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古堤春柳图。古堤两旁，垂柳成行，晴光照耀，通体苍翠，蓊蓊郁郁，袅袅婷婷，远远望去，恰似一缕缕烟霞在飘舞。“袅袅”、“青青”，连用两个叠字，一写江边柳的轻柔婀娜之态，一写其葱茏苍翠的颜色，洗炼而鲜明。前人多以“翠柳如烟”、“杨柳含烟”、“含烟惹雾”等来形容柳的轻盈和春的秾丽，这里径直用“一树烟”来称呼柳树，想象奇特，造语新颖。只此三字，便勾出了柳条婆娑袅娜之状，烘托出春光的绮丽明媚，并为下面写离情作了反衬。

　　三、四两句直接写离情。咏柳惜别，诗人们一般都从折枝相赠上着想，如“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白居易《忆江柳》）等等。雍裕之却不屑作这种别人用过的诗句，而从折枝上翻出新意。“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这一方面是想得奇，说出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语句，把惜别这种抽象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深刻而不一般化；同时，这种想象又是很自然的，切合江边柳这一特定情景。大江中，船只来往如梭；堤岸上，烟柳丝丝弄碧；柳荫下画船待发，枝枝柔条正拂在那行舟上。景以情合，情因景生，此时此刻，萌发出“系郎船”的天真幻想，合情合理，自然可信。这里没有一个“别”字“愁”字，但痴情到要用柳条儿系住郎船，则离愁之重，别恨之深，已经不言而喻了。这里也没有一个“江”字、“柳”字，而江边柳“远映征帆近拂堤”（温庭筠《杨柳枝》）的独特形象，也是鲜明如画。至此，“古堤边”三字才有了着落，全诗也浑然一体了。

　　中唐戴叔伦写过一首《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由“丝”而联想到“织”，颇为新颖，但后两句却未能由此加以生发，而落入了窠臼；它没有写出堤上柳与别处柳的不同之处，如果把题目换成路边柳、楼头柳也一样适用。其原因在于诗人的描写，脱离了彼时彼地的特定情境。两相比较，雍裕之的这首《江边柳》匠心独运、高出一筹。

　　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