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陈维崧是清代著名的词人。他继承宋代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出生于一个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文学世家，少时享有盛名，被誉为“江左凤凰”。明亡入清后，漂零四方，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因而词作多具现实主义的深刻内容。这首词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篇什。
这首词反映了作者憎恶战争、盼望和平的美好心愿。开头“无聊笑捻花枝说，处处鹃啼血”两句，以悠闲轻淡的语调落笔，给人们展示了千紫万红、鲜花烂漫的春日景象。“无聊”二字，既点出了词题，又刻划了客观物景的艳丽夺目的意象。“鹃啼血”以杜鹃啼血来比拟杜鹃花红艳的色彩，而蕴含更深一层的意念。李山甫《闻子规啼》诗：“断肠思故国，啼血溅芳枝。”这一切似乎给人既带来愉悦又值得深思的感觉。
下两句笔锋陡转，“好花须映好楼台，休傍秦关蜀栈战场开。”恰似一声春雷，惊醒人们温馨的梦。“休傍”不但是作者正面的劝阻与否定，而且暗示着如念这芬芳艳丽的鲜花，并没有装点在和平的人们中间，西南之地仍是狼烟滚滚，战火未灭。据史料记载，清兵自入关后到建国初年，争夺战事一直纷纷扰扰。词人曾目睹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如1648年，清军大举进攻东南各省的抗清队伍，所到之处，杀从掳掠，“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尚钺《中国历史纲要》）。在作者晚年时，清统率军队又进军四川陕西一带镇压人民反抗。词人希望好花不要开遍在战场旁，正是这一现实的折射，同时又表现了他对战争的强烈谴责。
“倚楼极目深愁绪，更对东风语。”这里承上句，表现词人对战争的深切忧虑，由亢烈的情感转入如泣如诉的悲怆之中，“更对东风语”尤显得哀婉、凄切。既然倚楼极目更添许多愁绪，而又无人领略，只能面对东风而语，含意深远。结末两句，融情于景，耐人寻味。“好风休簸战旗红，早送鲥鱼如雪过江东。”温暖和煦的春风，不该为战旗而飘摇，应该是为人们送来雪白而鲜美的鲥鱼。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迦陵（陈维崧）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在这些词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社会现实和同情民生疾苦的词篇，此词成功之处正在着眼于现实，而感情的抒发，由激亢到舒缓，在平淡中见曲折，使全词抑扬顿挫而错落有致。《白雨斋词话》中称其词“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确有眼力。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这首词与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有着同样的含意和工妙。
诗一开始，便是一段倒叙。这是骤遇后对已往的追忆。诗人说：“安史乱起，你远赴张掖，我避地三巴，地北天南，无缘相见。而当叛乱初平，肃宗返京，我却琅当入狱，披霜带露，长流夜郎，自觉将凄凉了却残生。想起长安旧交，此时必当随驾返朝，东风得意，而自己大约只能在梦中会见他们了。谁料想，我有幸遇赦，竟然又遇见无望相会的长安故人。这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惊讶不已，简直不可思议，茫然如堕烟雾。”李白是遇赦的罪人，韦冰系被贬的官员，在那相逢的宴会上，人众嘈杂，彼此的遭遇不可能说得了，道得清。从开头到“苦心”句为一段，在概括追叙骤遇的惊喜之中，诗人寄托着自己和韦冰两人的不幸遭遇和不平情绪；在抒写迷惑不解的思绪之中，蕴含着对肃宗和朝廷的皮里阳秋的讥刺。这恍如梦魂相见的惊喜描述，其实是大梦初醒的痛心自白。爱国的壮志，济世的雄图，竟成为天真的迷梦，真实的悲剧。
诗人由衷感激故人的解慰。他说：“昨天的宴会上，衣绣的贵达为自己斟酒，礼遇殊重。但是，他们只是爱慕我的才名，并不真正理解我，而我‘病如桃李’，更有什么可讲的呢？当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世人终会理解我的，对于我的今昔荣辱，就得到故人的了解。前些时听到了南平太守李之遥一番坦率的真心话，使人豁开胸襟；今日在这里又得闻你的清正的言论，真好像深山拨开云雾，使人看到晴朗的天空，驱散了心头的苦闷。”从“昨日”句到“四望”句这一段，诗人口气虽然比较平缓，然而却使人强烈感受到他内心无从排遣的郁结，有似大雷雨来临之前的沉闷。
最后一段，笔势奔放恣肆，强烈的悲愤，直泻而出，仿佛心头压抑的山洪，暴发了出来，猛烈冲击这现实的一切。诗中写道：“人闷，心闷，苦痛，辛酸，接连不断，永远如此。我只有借酒浇愁，痛饮它二千石。汉代韩安国身陷囹圄，自信死灰可以复燃，我为什么不能呢？晋朝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能骑乘骏马，别是一番贤主人的风流倜傥之举。”而李白喝的是苦闷之酒，孤独一人，自然没有那份闲适之情了，所以酒醉也不能遣闷。于是他说：“还是去遨游山水吧，但又觉得山山水水都像江夏附近著名古刹头陀寺一样，充斥那苦行的僧人气，毫无乐趣，不称人意。那么，哪里是出路，何处可解闷呢？倒不如乘船飘游，招唤乐妓，鸣笳按鼓，歌舞取乐；把那曾经向往、追求的一切都铲除掉，不留痕迹；把那纷争逞雄的政治现实看作一场梦幻，不足介怀；就让歌舞来宽解离愁吧！”诗人排斥了自己以往自适的爱好，并非自暴自弃，而是极度苦闷的暴发，激烈悲愤的反抗。这最后十四句，情调愈转越激烈。矛头针对黑暗的政治，冷酷的现实。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是此篇感情最激烈的诗句，也是历来传诵的名句。“黄鹤楼”因神仙骑鹤上天而闻名，“鹦鹉洲”因东汉汉末年作过《鹦鹉赋》的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而得名。一个令人向往神仙，一个触发不遇的感慨，虽然是传说和历史，却寄托了韦冰和李白的情怀遭际。游仙不是志士的理想，而是失志的归宿；不遇本非明时的现象，却是自古而然的常情。李白以知己的情怀，对彼此的遭际表示极大的激愤，因而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不再怀有梦想，不再自寻苦闷。然而黄鹤楼捶不碎，鹦鹉洲倒不了，诗人极大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可奈何的悲伤。
这诗抒写的是真情实感，然而构思浪漫奇特。诗人抓住在江夏意外遇见韦冰的机缘，敏锐觉察这一意外相遇的喜剧中隐含着悲剧内容，浪漫地夸张地把它构思和表现为如梦觉醒。它从遇赦骤逢的惊喜如梦，写到在冷酷境遇中觉醒，而以觉醒后的悲愤作结。从而使诗人及韦冰的遭遇具有典型意义，真实地反映出造成悲剧的时代特点。诗人是怨屈悲愤的，又是痛心绝望的，他不堪回首而又悲慨激昂，因而感情起伏转换，热烈充沛，使人清楚地看到他那至老未衰的“不干人、不屈己”的性格，“大济苍生”、“四海清一”的抱负。这是诗人暮年作品，较之前期作品，思想更成熟，艺术更老练，而风格依旧，傲岸不羁，风流倜傥，个性突出，笔调豪放，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
“恻恻轻寒翦翦风。”首句从寒食节的气候写起。“恻恻”，是形容轻寒的气候呈现凄切之感；“翦翦”，是形容风轻微而带有寒意。这句正点寒食节“乍暖还寒”的特点，借轻寒的微风，渲染一种凄迷黯淡，但又并不十分沉重的气氛。“恻恻”、“翦翦”两个叠字，声音轻细，符合描写对象的特点。
“小梅飘雪杏花红。”次句仍点时令，但转从花的开落角度写。梅花已经开过，正飘散着雪白的花瓣，杏花却开得正鲜艳。这句色彩的对比鲜明，画出寒食节明丽的春光，与上句的色调恰成对照。如果说上句多少透露出因怀人而产生的凄迷孤寂之感，那么这句则与记忆中的温馨亲切的往事不无关系。《寒食夜有寄》说：“云薄月昏寒食夜，隔帘微雨杏花香。”《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可以证明梅、杏与往昔情缘的关系。夜间是看不见“小梅飘雪杏花红”的景象的，这正可以进一步证明这句所写的并非眼前实景，而是记忆中的景象。一、二两句的含义则是：身上感受到恻恻轻寒和丝丝寒风，闻到梅花和杏花的香味，于是才意识到，一年一度的寒食节又来临了，又是“小梅飘雪杏花红”的时节了。
正因为前两句在写景中已经暗暗渗透怀人的感情，因此第三句便直接联想起与这段情缘有关的情事。“夜深斜搭秋千索”，表面上看，似乎这只是写诗人夜间看到附近园子里有一座秋千架，秋千索斜斜地搭在架上。实际上诗人的这段情缘即与寒食节荡秋千的习俗有关。《开元天宝遗事》说，天宝年间，“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可见秋千之戏为寒食节特有的文娱体育活动，且以女子戏者为多。据《香奁集》记载推断，诗人与他所恋的情人，正是在寒食节的秋千架旁结下一段情缘。因此，夜间瞥见秋千架的暗影，便情不自禁地想到当年的情事。
往事如烟，现在对方“阔别三千里”，踪迹杳然，不可复寻。在怀旧的怅惘中，诗人透过朦胧的夜色向秋千架的方向望去，只见楼阁的暗影正隐现在一片烟雨迷蒙之中。这景色，将诗人思而不见的空虚怅惘和黯然伤魂，进一步烘托出来。
这首怀旧诗，通篇只点染景物，不涉具体情事，也没有一处直接抒写怀旧之情，全借景物暗示、烘托，境界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