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隐逸的田园生活入题,以“闲望”的姿态、心境,描绘“水村”的秀美景色。但题旨不在表现闲适情致。尾联二句,表现了诗人厌恶繁华尘俗、仕途名利的高洁情操,含而不露,韵味醇厚。
首联抓住水村的特点,先写停泊在沙洲上的船,用“枕”字以写“闲”,以“两两”写“闲”中不乏和谐美好;再写隔岸烟雾迷朦中的野草,远景和近景明暗配搭和谐,颇有朦胧感,也能紧扣题意,破题功夫相当老到。其实这一联写的还是孟浩然“移舟泊烟渚”那种意境,只是添上“画”,使色彩浓丽得多。
颔联以翡翠鸟和鹭鸶的“闲”居来衬托自己的“闲”望,写的是静景。这一联很注意炼句,对仗工整,平淡质朴中含有工丽,因而显得自然生动。更重要的是,诗人描绘出一幅幽静的境界,以传达出悠闲的心情。所用的手法和“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相近,但王维用的是反衬,俞紫芝用的是正衬,自然是俞不及王。
颈联又由近及远,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来写景,出句和第二句一样,富有朦胧感;对句则有杜牧“水村山郭叶旗风”的意境。
尾联是隐居的诗人,劝诫那些可怜的身处“朱门务倾夺”中的人们,切莫“就中奔走费光阴”,自己多想画一幅《水村闲望》写意画,再题上这首诗送给他们。
五言绝句:语言平浅简易,情态缠绵凄凉,含蓄蕴藉,言短意长。“含蓄有古意”、“直接国风之遗”,在理解李白诗歌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古代的“美人”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词,与现代口头时髦的“美女”很不一样。《离骚》里的“香草美人”指贤臣明君;《诗经》中的美人指容德俱美的年轻女子,“有美一人,清扬婉兮”。“美人卷珠帘”是指品性容貌都美好的闺中女子,李白诗歌的“含蓄蕴藉”是指诗歌中主人公情韵的婉转,而非指寄托兴寓,所以说它“直接国风之遗”。
这首小诗抒写一位美人的幽怨,不直截了当地写怨,而只作美人神态的描绘:含颦独坐,泪痕满面,却表现出了她心中深深的愁恨。
“深坐颦蛾眉”,“深”的意思是有多层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蝶恋花》)女子所住的闺房在“帘幕无重数”的深院里,十分幽深,十分寂寞,这是第一层;“深”还有深情的意思,所谓“美人卷珠帘”,古人思念亲人,总要登高望远,那是男子的做法,女子“养在深闺人未识”,不能抛头露面,于是只好“卷珠帘”望着离人去的方向以寄托思念之情,期待离人回来,这是第二层;“深”的第三层意思便是“久”,指坐的时间很长了。颦是皱的意思,吴宫里的西施“颦”起来的样子比平日更加美丽,更加楚楚可怜,才有了东施的效颦。“颦蛾眉”更显出了“美人”之美。
“但见泪痕湿”,因为思念太深了,情太深了,所以不知不觉就流下相思泪。“湿”字说明是暗暗地流泪,情不自禁地流泪。联系到第二句的“颦蛾眉”,比“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怨情更重。
“不知心恨谁”,明明是思念,是爱一个人,却偏偏用“恨”。女主人公的心底是有点抱怨,离人去外地太久了,害她一个人在这深院里忍受着孤单寂寞,离人却还不回来。但这种恨,其实就是一种爱。爱一个人,总是恨对方不能陪伴在身边。诗的前三句用赋,末尾用问句归结“怨情”。这里的赋是个动态的过程,首先是“卷珠帘”,然后“深坐”,再“颦蛾眉”,最后“泪痕湿”,行动可见,情态逼人。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历来为人称道。明明是思念,是爱一个人,却用了一个“恨”,所谓恨,是爱之极也。明明思念的对象已经呼之欲出了,却就不知恨谁。这两句,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解读。第一个视角,是美人的视角,美人不是恨谁,是恨这春光太美,勾引了她内心的思念,还是恨良人久离不归,让她独守空房?恨的模糊了,但美人内心的恨意,却是明确的。第二个视角,是诗人的视角,诗人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一个脸上挂着泪痕的美女,看到了她内心的恨意,但是不知道她恨的对象,也不敢冒昧问。
李白的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个意境,一个孤独的女子的思念之情。这样一个很平凡的情景,作者捕捉到了几个点,由这几个点勾出一幅简单的画面,同时又留下无限的遐想。随意的一个小细节,就可以泄露整个主题,可见诗人的洞察力。全诗哀婉凄凉,缠绵悱恻。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