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写得很别致。对于友人的离去，他送过一次之后，离情别绪更加浓烈，于是就趁着友人还没起程，又摆下酒宴安排歌舞，与之“重别”。按照常情，这次相别，一定是两情相依恋恋不舍，“骊歌愁绝不忍听”。但是诗人为了减轻朋友的痛苦，却抢在前面先说：“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秋江离别”，在读书人心中，似乎早就有许多伤情的沉淀，其“难忍之情”恐怕是公认的。何况目下，又是他和李评事遇到的现实。然而诗人却不让说这些，用“莫道”一下子把话题引向他处。说你明日就踏上去往长安的路途，哪里有什么难？既然不难，当然也就不要说什么难了。这话是极巧妙的。友人明日登程，可逗留的时间很短。诗人抓庄这一点，把离别之快转换成了走得容易：把不忍分离之“难”的内涵完全抽去了。这样，“秋江离别”便无“难”可言，且以人们乐意接受的姿态出现在面前。
“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诗人以诙谐的巧言把李评事的思绪引升之后，便开始热情地劝他开怀畅饮，尽欢至醉了，说出来的都是热情话，没有吐出半个愁字。但是不言愁并不等于不存在愁。诗人所以不言，正表明他内心藏着深深的愁情，也正是因为他有愁情，才偏偏让人“莫道”，怕朋友勾起愁绪。而怕朋友愁自己就强压愁绪这种作法又使人感到了昌龄对朋友的一腔挚情。
昌龄是一位很重友情的诗人。他在芙蓉楼送辛渐，是话别通宵。这次送李评事，是一别再别。同是相别之情，表现方法却不一样。《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先是“寒雨”、“楚云”给蒙上一层愁网，然后在感情逆转中，更显其光明磊落之心；这首“重别李评事”，则是在欢情的推进里显现抑制的别绪。近人刘拜山评论说：“别在明朝，留在今宵，而今宵之缓舞延歌，正为明朝之远别，特见缠绵至深。”这“缠编”之情，说穿了，还是首句中“秋江离别难”的那个“难”字。诗人有意压它，反使它更加明显。看来诗人是很幢得反作用这个理的。
诗以逆振开篇，接下第二句正说“不难”．第三句因“不难”故以吴姬缓舞留醉，第四句既醉则忘情而适意。全诗借第一句逆振取势，语意顺流而下，婉曲的表达出对友人依恋之情。
上片主要写三山即福州西湖的优美景象，但也透出作者自己的颓放与悲哀。首句以连云的湖水，拂天的翠柳，极写西湖的辽阔、饱满、绿意醉人。接二句写自己，写自己既得以住在风月最佳处，又与这最美的风月景象不相称。“衰翁”一词，可见其颓唐放逸的心情。“垂杨”一韵，接首句“翠拂空”而来，写自己领受了“厚重”的处恩，在西湖无柳处补种芙蓉的情态。
下片赋写自己游湖的快乐，在快乐中也透出颓放之意。首句承上文描写西湖之美的语句，再写西湖之美，但并不重复，因为此处是以“水晶宫”的想像，赋予西湖以神仙幻境般的神奇之美。“有时”两句，暗用晋代山简醉后倒载而为儿童所笑的典故，写自己在此喝得酩酊大醉，于是骑马归去时，不免为儿童辈所笑的情景，用以形容自己像山简一样的颓放。结韵为加一倍法抒情写怀，他说自己既然遭遇到迎面而来的逆风，那么就不再往前行船，索性酣醉于这被风激起的浪花中。以“打头风”象征阻碍他的政治力量，以“醉浪花”比喻自己的索性颓放，但也含有不为风浪所吓倒的风骨。
全词用事浑化无迹，意境如同全为白描绘成，口语造就。因此神迹双清，余味隽永。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