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怨词，主人公是一位对情人爱极又恨极的歌妓。词一开篇，“坠髻慵梳，愁蛾懒画”一组四字对偶句，直接表现这位妇女的精神状态，发髻已松散了，而她却“慵梳”；娥眉已经含愁不展了，而又“懒画”。司马迁在《 报任安书 》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主人公没有心情梳妆打扮，似乎是与“悦己者”有关。“心绪是事阑珊”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描述她心绪不佳，消沉倦怠，任何事情都无心去做了。这三句由外到内，女主人公的行为源于心绪不佳，从而揭示了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凡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做，不只梳妆打扮是如此。内里意兴阑珊，外则面容憔悴了，身体消瘦了。“金缕衣宽”，衣裳变得宽大了，便是身体瘦下去了的证据。古人每以衣带宽松表示身体消瘦，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词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句。
以上几句塑造了一个神情憔悴、心绪烦乱的女性形象，在写法上沿袭了唐五代以来对懒美人的类型化描写，与温庭筠笔下的“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很相似。但接下来的两句，就冲出了类型化的窠臼，成为“这一个”女子所独有的自白。“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想来那轻狂的浪子一定又在外面若无其事地同别人调笑取乐，早把我丢在脑后了。女主人公之所以无心梳妆，消瘦憔悴，都是因为“疏狂”的他。“认得”表明她非常了解这个负心人风流轻狂的性情，也暗示了他如此这般也不是第一次了。用“这”字领出，有表意的功能，甚至起着强化的作用。这个“人”字是女子自呼口吻，用来表达女子怨恨的心情。至此，作者将抒情主人公思念怨恨的对象点明了，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也已明了。
市民妇女比较注重现实的个人利益，不愿听人摆布自己的命运。所以，词中的女子并不因这个“疏狂”的年青人，而长久地沉溺忧伤之中。她要进行抗争，甚至可以采取各种报复行动。“把芳容整顿”，这是她不甘向命运屈服的第一步。这句与开篇二句照应。由“芳容”一词可知，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容貌还是很有自信的。“恁地轻孤，争忍心安”，这是上片词意的小结，预示着她将要发泄一腔不平的怨恨。至此，上片在女主人公决心振作起来的时候结束了，这也暗示了下片词意发展的线索。
过片补叙浪子违约不归，骗取了她的忠贞，把怨愤之情推向了顶点。“依前过了旧约”，他又像从前一样背盟失约，逾期不归。“依前”说明他已不是第一次不信守诺言了。“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古代男女相别之时，有订立盟约，女子剪发以赠的习俗。赠发的意义是为了让男子见发如见人，另外还有以发缠住男子之心的神秘寓意。恼恨之下，她盘算着他有一天归来，要设法收拾教训他。
她的惩罚办法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将闺房的门紧紧关住，不让他进来。第二步：“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不让他进被窝，对他的要求不理不睬，以此逼使和要挟对方反省和屈服。第三步：“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她听任时间僵持中过去，等待到更鼓已深，也就是半夜的时候，才严肃地从头到尾、有条有理慢慢数落他的疏狂，要他悔过认错，还要保证此后不能再无赖爽约。这些都是女主人公爱恨交错、充满希望和快乐的想象，贴切人物心理性格，其描写的情景如同上演了一出夫妻之间斗气的轻喜剧。至此，全词嘎然而止，至于这女子是否会或怎么样实施她心中计划，词中不再多言。
这首词用代言体，摹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细节刻画一气呵成，将她因爱深而恨极的情状写得淋漓尽致，声口毕肖。在这首词中，柳永塑造了一位与传统文人诗词中的女性迥异其趣的市井女子形象，她泼辣、自强、有手段、敢抗争。词的格调虽说不上有多高，但情真味浓，丝毫不涉俗套。由此词亦可看出柳永对风尘女子的了解和赏爱。柳永在这里刻意用俗语写俗事，目的就是为了给“俗人”看。语言上，他主要用浅近的白话，甚至市井俗语，如“是事”，“认得”、“诮”、“恁地”、“争”、“赚”、“无端”等表现力很强的通俗文学语言。结构上，他主要采用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浅型结构方式，有细节、有情节，能够紧紧抓住读者。
这首《绝句》是诗人住在成都浣花溪草堂时写的，描写了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天景色。
诗歌以一幅富有生机的自然美景切入，给人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的情调氛围。前两句，诗人以不同的角度对这副美景进行了细微的刻画。翠是新绿，是初春时节万物复苏，萌发生机时的颜色。“两”和“一”相对；一横一纵，就展开了一个非常明媚的自然景色。这句诗中以“鸣”字最为传神，将黄鹂描写的更加生动活泼，鸟儿成双成对，构成了一幅具有喜庆气息的生机勃勃的画面。而黄鹂居柳上而鸣，这是在静中寓动的生机，下句则以更明显的动势写大自然的生气，白鹭在这个清新的天际中飞翔，这不仅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舒适，还有一种向上的奋发。再者，首句写黄鹂居柳上而鸣，与下句写白鹭飞翔上天，空间开阔了不少，由下而上，由近而远，使诗人所能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生机充盈着整个环境，这样就再从另一角度显出早春生机之盛。
第三句写凭窗远眺西山雪岭。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积聚了“千秋雪”。“含”字表明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
末句写出了杜甫当时的复杂心情。一说船来自“东吴”，此句表战乱平定，交通恢复，诗人睹物生情，想念故乡。用一个“泊”字，有其深意，杜甫多年来飘泊不定，没有着落，虽然他心中始终还有那么一点希冀，但那种希冀，已经大大消减了。“泊”字，正好写出了诗人这种处于希望与失望之间的复杂心情。而“万里”则暗示了目的达到的远难，这与第三句中的“千秋”并列，一从时间上，一从空间上，同写出那种达到目的之难。三国孙权自古就被不少士人誉为明主，作者借东吴代指孙权，暗示了杜甫对当朝皇帝的希望。而以“泊”、“万里”、“东吴船”合而为一句，正是为了写出那个“难”字。
全诗看起来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但诗人的内在情感使其内容一以贯之，以清新轻快的景色寄托诗人内心复杂的情绪，构成一个统一的意境。一开始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的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便触动了他的乡情。表面上表现的是生机盎然的画面，而在欢快明亮的景象内，却寄托着诗人对时光流逝，孤独而无聊的失落之意，更写出了诗人在重有一线希望之时的复杂心绪，在那希望之外，更多的是诗人对失望的感伤。
《鱼服》这首诗描写了少年诗人起兵抗清的壮志和决心。诗题“鱼服”即用典意，以喻明亡之后明王室贵人微服逃难，受人欺侮，处境艰危。
诗的首联写诗人随陈子龙起兵抗清的豪情壮志；颔联描写了抗清的军旅生活；颈联诗人用祖逖之典故来激励自己；尾联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坚定决心。全诗语言华美，气势昂扬，洋溢着一个少年英雄的爱国思想与文学才气。
首联是说诗人自己投笔从戎，随陈子龙起兵太湖，誓师灭清。东汉班超曾因出使西域有功，汉明帝任他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诗人在此借指陈子龙。“月支”诗中喻清朝，此用其事以明登坛拜将，誓扫顽敌之志。
颔联是说宝剑锋利，不怕清朝势力强大甲衣氏便，正宜秋天夜战。“胡霜重”，是承上句“月支”而言，明谓西北霜重，实指清朝势力强大。“汉月”，表明了诗人复明的意念，清朝的势力虽然统治了中国，但照耀大地的依然是那一轮汉家之月。
颈联上句是说诗人自己要效学晋代祖逖，矢志灭清；下句是说清军亡明，明王室流亡，处境艰危，触目惊心，自己未尽同舟共济之义，心中抱愧。“鸡鸣”、“击楫”之事，见《晋书祖逖传》。诗人引用此典，足现复明之志。
尾联，诗人表示要终身在民间从事活动，灭清复明。“湖海”，是与朝廷相对而言的，喻指民间。“茫茫恨”，说明诗人无限的亡国之恨。末句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报仇之志。
夏完淳的诗歌创作，曾受陈子龙复古的影响，所作有摹拟之句，文字倾于虚华，但十四岁从军以后，诗中就出现了浓烈的战斗生活的气息，表现出悲壮激越的风格。《鱼服》一诗可算代表之作。此诗虽仅四联八句，但用典达六处之多，且典典贴切诗意，年氏诗人灭清复明之志，反复申述，层层得以展示，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志也”。同时，从诗中又可看到诗人那过人的才华和深厚的文学修养。王弘撰《夏孝子传》称其“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奇中”，当为确论。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