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唐军于邺城兵败之后,朝廷为防止叛军重新向西进扰,在洛阳一带到处征丁,连老翁老妇也不能幸免。《垂老别》就是抒写一老翁暮年从军与老妻惜别的苦情。
一开头,诗人就把老翁放在“四郊未宁静”的时代的动乱气氛中,让他吐露出“垂老不得安”的遭遇和心情,语势低落,给人以沉郁压抑之感。他慨叹着说:“子孙都已在战争中牺牲了,剩下我这个老头,又何必一定要苟活下来!”话中饱蕴着老翁深重的悲思。战火逼近,官府要他上前线,于是老翁把拐杖一扔,颤巍巍地跨出了家门。“投杖出门去”,笔锋一振,暗示出主人公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老人,他知道在这个多难的时代应该怎样做。但是他毕竟年老力衰了,同行的战士看到这番情景,不能不为之感叹唏嘘。“同行为辛酸”,就势跌落,从侧面烘托出这个已处于风烛残年的老翁的悲苦命运。“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牙齿完好无缺,说明还可以应付前线的艰苦生活,表现出老翁的倔强;骨髓行将榨干,又使他不由得悲愤难已。这里,语气又是一扬一跌,曲折地展示了老翁内心复杂的矛盾和变化。“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作为男子汉,老翁既已披上戎装,那就义无反顾,告别长官慷慨出发了。语气显得昂扬起来。
接下去,就出现了全诗最扣人心弦的描写:临离家门的时候,老翁原想瞒过老妻,来个不辞而别,好省去无限的伤心。谁知走了没有几步,迎面却传来了老妻的悲啼声。他唯一的亲人已哭倒在大路旁,褴褛的单衫正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这突然的发现,使老翁的心不由一下子紧缩起来。接着就展开了老夫妻间强抑悲痛、互相爱怜的催人泪下的心理描写:老翁明知生离就是死别,还得上前去搀扶老妻,为她的孤寒无靠吞声饮泣;老妻这时已哭得泪流满面,她也明知老伴这一去,十成是回不来了,但还在那里哑声叮咛:“到了前方,你总要自己保重,努力加餐呀!”这一小节细腻的心理描写,在结构上是一大跌落,把人物善良凄恻、愁肠寸断、难舍难分的情状,刻画得入木三分。正如吴齐贤《杜诗论文》所说:“此行已成死别,复何顾哉?然一息尚存,不能恝然,故不暇悲己之死,而又伤彼之寒也;乃老妻亦知我不返,而犹以加餐相慰,又不暇念己之寒,而悲我之死也。”究其所以感人,是因为诗人把“伤其寒”、“劝加餐”这类生活中极其寻常的同情劝慰语,分别放在“是死别”、“必不归”的极不寻常的特定背景下来表现。再加上无可奈何的“且复”,迥出人意的“还闻”,层层跌出,曲折状写,便收到了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土门”以下六句,用宽解语重又振起。老翁毕竟是坚强的,他很快就意识到必须从眼前凄惨的氛围中挣脱出来。他不能不从大处着想,进一步劝慰老妻,也似乎在安慰自己:“这次守卫河阳,土门的防线还是很坚固的,敌军要越过黄河上杏园这个渡口,也不是那么容易。情况和上次邺城的溃败已有所不同,此去纵然一死,也还早得很哩!人生在世,总不免有个聚散离合,哪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这些故作通达的宽慰话语,虽然带有强自振作的意味,不能完全掩饰老翁内心的矛盾,但也道出了乱世的真情,多少能减轻老妻的悲痛。“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眼看就要分手了,老翁不禁又回想起年轻时候度过的那些太平日子,不免徘徊感叹了一阵。情思在这里稍作顿挫,为下文再掀波澜,预为铺垫。
“万国”以下六句,老翁把话头进一步引向现实,发出悲愤而又慷慨的呼声:“睁开眼看看吧!如今天下到处都是征战,烽火燃遍了山冈;草木丛中散发着积尸的恶臭,百姓的鲜血染红了广阔的山川,哪儿还有什么乐土?我们怎敢只想到自己,还老在那里踌躇徬徨?”这一小节有两层意思。一是逼真而广阔地展开了时代生活的画面,这是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的真实写照。他告诉老妻:人间的灾难并不只是降临在他们两人头上,言外之意是要想开一些。一是面对凶横的敌人,他们不能再徘徊了,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扑上前去拼一场。通过这些既形象生动又概括集中的话语,诗人塑造了一个正直的、豁达大度而又富有爱国心的老翁形象,这在中国诗史上还不多见。从诗情发展的脉络来看,这是一大振起,难舍难分的局面终将结束了。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到狠下心真要和老妻诀别离去的时候,老翁突然觉得五脏六腑内有如崩裂似的苦痛。这不是寻常的离别,而是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家乡。长期患难与共、冷暖相关的亲人,转瞬间就要见不到了,此情此景,老翁难以承受。感情的闸门再也控制不住,泪水汇聚成人间的深悲巨痛。这一结尾,情思大跌,却蕴蓄着丰厚深长的意境:独行老翁的前途将会怎样,被扔下的孤苦伶仃的老妻将否陷入绝境,仓皇莫测的战局将怎样发展变化,这一切都将留给读者去体会、想象和思索。
这首叙事短诗,并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而是以人物的心理刻画见长。诗人用老翁自诉自叹、慰人亦即自慰的独白语气来展开描写,着重表现人物时而沉重忧愤、时而旷达自解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多变的情思基调,又决定了全诗的结构层次,于严谨整饬之中,具有跌宕起伏、缘情宛转之妙。
杜甫高出于一般诗人之处,主要在于他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做到立足生活,直入人心,剖精析微,探骊得珠,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准确传神地表现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真实,概括劳苦人民包括诗人自己的无穷辛酸和灾难。他的诗,博得“诗史”的美称,绝不是偶然的。
全诗四章,分为两个层次。前三章为第一层,写客人未去主人挽留。古代留客的方式多种多样。《汉书·陈遵传》载有“投辖于井”的方式,当客人要走的时候,主人将客人车上的辖投于井中,使车不能行走,借此把客人留住。此诗描写的主人则是想方设法地把客人骑的马拴住,留马是为了留人,希望客人能在他家多逍遥一段时间,以延长欢乐时光,字里行间流露了主人殷勤好客的热情和真诚。主人不仅苦心挽留客人,而且还劝他谨慎考虑出游,放弃隐遁山林、独善其身、享乐避世的念头。在第三章里诗人采用间接描写的方法,对客人的形象作了刻画。客人的才能可以为公为侯,但生逢乱世,既不能匡辅朝廷又不肯依违,只好隐居山林。末章为第二层,写客人已去而相忆。主人再三挽留客人,得不到允诺,给主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于是就希望客人能再回来,并和他保持音讯联系,不可因隐居就疏远了朋友。惜别和眷眷思念都溢于言表。
由上文所述可知,此诗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刻画人物手法灵活多变,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交相使用,值得玩味。
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对于近邻的晋国要侍奉,可对于远一些的楚国也要朝拜,这还未计尚须在齐秦的周旋,察言观色仰人鼻息,夹缝中的苟活苦不堪言。但是晋国对此还很不满意。于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份照会,也可以说相当于一份最后通牒。在信中子家历数了郑君对晋的朝见,暗示其所表现出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晋再如此逼迫,不对现行政策改弦更张,那郑国只能是铤而走险,彻底投靠楚国,和晋国决一死战。文中只有三位人物:晋侯、晋国大臣赵宣子和郑国的执政子家。
郑国子家的照会,不是致意晋侯,而是“告赵宣子”,这因为赵宣子才实权在握,而他与晋侯,也有着十几年的、非同寻常的生死渊缘。
这个晋侯,是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即晋灵公。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秦穆公送其渡河回晋已经有六十二岁了,他在位只有九年,就病死传位给太子姬欢,也即晋襄公。姬欢是晋文公逃亡前在蒲城的儿子,晋献公进攻蒲城时,文公逃亡,夷皋幸免于难,躲入民间。晋文公即位后他被文赢认为己子,估计其继位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有些学者认为,姬欢系文赢所生,很有些牵强,因为重耳从楚到秦才娶得文赢,且是当年就渡河复国,如姬欢为文赢之子,则继位时节不足十岁,哪里像秦晋崤之战时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何况晋襄公在位仅仅七年,却做成了不少大事,这绝非十三四岁的少年所能为。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避难民间,直至文公复国才来投奔,所以娶妻生子较晚,他死的时候太子夷皋还在襁褓。为了他继位的人选,晋国的大臣们很是争论了一番,他们觉得立夷皋为君,政局是不容易安定的,还不如立一位年长的公子。当时晋文公的从亡臣子,如赵衰、咎犯俱已亡故,执政的大臣是赵盾,就是本文所说的赵宣子,他是赵衰和叔隗之子,准备到秦国迎接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到陈国迎接公子乐。赵盾为此罢免了贾季官职,贾季逃亡翟国,赵盾派大将先蔑、重臣随会去秦国。
此时秦穆公亦故,秦康公继位。他认为必须以重兵送公子雍为妥。因为上次秦穆公送晋文公复国,还没有安定晋国国内的局势,就匆匆退兵了,结果吕甥、郤芮随即阴谋叛乱,若非勃鞮告密,还不知鹿死谁手。所以这次大军准备得很充分,随先蔑、随会缓缓而行。可是在晋国,此时却出现了变故:夷皋的母亲听说后,抱着太子上朝,把夷皋放在赵盾怀中:“先君在病重时,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你了,当时他嘱咐说,如果你能教诲他成才,那是对晋国的恩赐,如他不能成才,则就只能怨你失职。你为什么弃之另立?”诸位大臣哑口无言,只能是拥立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赵盾自统大军,在令狐迎击秦军。秦康公是好心好意,帮人落得个冤家,先蔑随会也只好流亡秦国。赵盾扶保着一个孩子,晋国的内政外交是一手操持,所幸还有昆弟赵穿鼎力相助,十几年总算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但是赵盾未得周公精神的精髓,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是时刻不忘对侄子的教育;赵盾是位臣子,就不能太放肆,以避免流言蜚语,日久天长就培养出一位奢侈荒淫的君王,《史记》载:“十四年(新君继位时为元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何等的残暴!用弓弩发弹子伤人,观看无辜者逃跑躲避为乐;至于杀人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杀了厨工,还让他的老婆背尸体去丢弃。赵盾多次劝谏,惹得晋灵公烦躁,曾几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得已逃亡,还没有出境,赵穿就带兵袭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朝,晋国的民众对此都很拥戴。但是史官董狐仍然记录在案:“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自己无罪,董狐指出赵为执政,逃亡还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惩办赵穿,就应该负全责。后人评论认为,董狐记录实事求是,不为尊者隐匿过失;赵盾也是为了国家,确实是一位忠臣,背着黑锅有些可惜。事件后赵盾迎接公子黑臀(晋文公之子)立为晋成公。
郑国当时的国君是郑穆公,即郑文公之子子兰也。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但是她们所生的儿子都因罪死,文公一怒之下,将姬妾庶出的公子一律驱逐。公子兰逃奔晋国,侍奉晋文公谨慎,所以很得喜爱。晋文公出兵围郑时(见第一卷《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自行退兵,晋文公也只能和郑文公盟约,条件即是立子兰为太子。郑国的群臣认为,子兰在诸公子中最贤,立之对国家有利,于是子兰成了太子。两年后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而卒,子兰继位为郑穆公。子家是当时郑国的执政大臣,也是姬姓的公子,名归生。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詹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于:在,是:这次)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 心。
——应该说明的是,詹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派执讯——即负责联络的官员——给晋国送来书信(与之:给晋君送来),以向赵宣子申述。
——子家的书信是给晋国的外交文书,本来其接受者是晋侯,但主持政务的是赵盾,子家也就不再绕弯子,总统还是个小孩子,我也不过是个代言人,那就直接和你这位总理交涉吧,但文书陈述的主要对象仍是晋侯。——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他也封爵为侯,故称蔡侯)来一同去侍奉贵国(当时是晋襄公),九月蔡侯到达以后(蔽邑:对自己地域的谦称)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在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陈侯:陈共公)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蒇:读chan,完成)了陈国的事情(作为楚国附属的陈来和晋和好),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去年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往年:去年;往朝夷:应是‘夷往朝’,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在烛之武后面省略了‘佐’字)。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以:释为按照)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迩:读er,近,如遐迩闻名),却对晋不敢怀有 心,是(则:这里作判断词)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何以)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这里的‘一’、‘再’指的是一次和两次,而不是‘首先’和 ‘然后’),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蔑:无)再能超越的了,现在大国(指晋)还说:‘你们没有满足(逞:使得逞)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音:古通荫,即庇荫之处。这言外之意是,如果晋国逼迫得太紧,郑国也只能不得不投靠楚国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铤:快跑的样子,在险路上飞奔——急迫之中还有什么选择!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罔极),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将)悉数动员我军(赋:军队,因为那时是按照田赋出兵员的),开赴鯈地(鯈:读chou,在郑晋边界)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蔡国是楚的盟国)。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晋国于是派巩朔来郑国讲和、盟约,并把赵穿和晋君的女婿池(此人或许是晋襄公的女婿,因为晋灵公当时只十几岁)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子家的说辞,和展喜不同。虽然齐鲁和晋郑相互地位、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展喜是胸有成竹:当时的齐孝公内忧不断,伐鲁不过是炫耀武功,鲁国虽有灾荒,但人心同仇敌忾。齐军并不愿在疆场和鲁国对决,更不能粘着对恃。所以很顺利地说退齐兵。子家文书倒类似烛之武的方式,都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都是在逻辑上引出第三方的砝码,让对方来权衡利弊,重新斟酌和我方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子家的陈述面对的晋国,是威胁的主要发起方,而烛之武说秦穆公,面对是进攻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当时晋文公是决心灭郑,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叔詹自杀都无济于事!但秦穆公的军事实力最强,具有左右局势的能量,而第三方砝码就是晋的图霸!所以谈判水到渠成。子家面对的晋灵公(也即赵盾),只有彻底折服郑国的愿望,却没有灭郑的力量——如果能够,他不必装模作样;郑国尚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陈蔡小国所能比,又地处中原战略要冲,是晋楚在争霸中最具价值的帮手。可以说,他们谁争取到郑国,就为称霸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子家的说辞,最让赵盾担忧的,不是“鹿死不择荫”,而是铤而走险——彻底地投靠楚国,甚至请楚派军驻守。这个砝码的重量,赵盾不可能不掂量。子家专门说到陈国,那么详尽地讲他先和陈侯去楚国请示,再和陈侯来晋国朝见。言外之意是:你看看楚国多大气,我们是不能只依靠你的!和解是最好,开战也可以,让我彻底背离楚国不可能!利弊得失您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