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小诗“对酒”作于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国事板荡,中华民族濒临灭绝的危险,而满清王朝腐败不堪,鉴湖女侠愤然而起,她本出身书香门第,却不愿做娇花弱柳,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于1904年变卖掉自己的全部首饰衣物东去日本留学。她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报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在日本她以高价购得一柄宝刀,并学习剑击和射击技术。秋女侠是近代史上一位奇女子,击剑,舞刀,豪饮,赋诗,俱能来得,尽显巾帼豪气。1905年从日本回国,走访好友吴芝瑛,以所购宝刀相示,纵情豪饮,酒酣耳热,拔刀起舞。
第一句以不吝惜千两黄金去购买锋利的宝刀起兴,“千金”本是珍贵的钱财器物,而诗人却毫不可惜地用来换取别人看来价值根本不足相当的东西。表现了诗人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诗人的性格的豪爽。
第二句与首句呼应,诗人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都毫不犹豫地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显示出诗人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豪爽性格。
第吴芝瑛久知秋瑾有光复志,虑其事泄贾祸,屡示珍重。面对好友的提醒,这就有了本诗的第三,第四句,秋女侠的回答。借用周朝的忠臣苌弘鲜血化碧的典故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满腔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应当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抒发诗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
全诗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感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
《诗经》的篇名,大多是取于篇内的成句、成词。周颂中只有《酌》《赉》《般》的篇名不在该篇文字之内;而《小毖》却又特别,“毖”取于篇内,“小”则取自篇外。《小毖》的题意,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即是“大戒”,颇见其新,但如果说从“小者大之源”(《后汉书·陈忠传》)的角度而言方说尚勉强可通,那么,戒之意已在“惩”中表示而不题篇名为“小惩”就非方氏新说所能解释。就题目而言,”小毖“应是小心谨慎之意。
《周颂·小毖》篇名中点出了“毖”,诗中却除前两句“惩”“毖”并叙外,其余六句则纯然强调“惩”。
“莫予荓蜂”句中“荓蜂”的训释,对于诗意及结构的认识颇关重要。孔疏释为“掣曳”,朱熹《诗集传》释“荓”为“使”,均属未得确解,以致串释三、四两句时虽曲意迎合,仍殊觉难以圆通。其实,“荓蜂”是指微小的草和蜂,易于忽视,却能对人施于“辛螫”之害,与五、六两句“桃虫”化为大鸟形成并列的生动比喻,文辞既畅,比喻之义亦显。
“未堪家多难”一句,与《周颂·访落》完全相同,但因后者作于周公摄政前,而此篇作于周公归政后,所以同一诗句含义便有差别。《周颂·访落》中此句是说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政局因武王去世而动荡不安,自己(成王)年幼并缺少经验而难以控制;《周颂·小毖》中则是指已经发生并被平定的管叔、蔡叔、武庚之乱。
由于创作时间有先后之别,《周颂·访落》可以说是周公代表成王所发表的政策宣言,而《周颂·小毖》则信乎为成王自己的声音。其时,成王年齿已长,政治上渐趋成熟,亲自执政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不过,在《周颂·小毖》中,成王这种强烈的愿望,并非以豪言壮语,而是通过深刻反省予以表达,其体现便是前面所说的着重强调“惩”。
《周颂·小毖》的主旨在于惩前毖后。惩前的大力度,正说明反省之深刻,记取教训之牢,以见毖后决心之大。惩前是条件,毖后是目的,诗中毖后的目的虽然没有丝毫的展示,却已隐含在惩前的条件的充分描述之中。在诗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成王深刻的反省:自己曾为表面现象蒙蔽而受害,曾面临小人图穷而匕现的威胁,也曾经历过难以摆脱的危机。但这何尝又不由此而受到启发,进而深思:此时的成王,已经顺利度过危机,解除了威胁,而更重要的是,他已成熟.并将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决心为巩固政权而行天子之威令。
《周颂·小毖》隐威令于自省,寓毖后于惩前,其实正是对群臣的震慑,但含而不露,符合君临海内的天子身份,其笔墨之经济,也显示出创作匠心。“惩前毖后”这一成语即由《周颂·小毖》而来。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