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围绕“愁听残漏”这一生活细节，展现了幽闺梦醒的思妇怀念远人的绵绵愁思和万转离肠。词的上片由写景到写人，下片着重表现思妇的心理活动。整首词熔抒情、叙事于一炉，用笔直中有曲。
上片起首两句为景语，既点明初春时节、夜雨过后的节令、时间，又描绘出一派略带寒意、莺倦停啼的清寂气氛，为主人公布置了一个与情怀恰相契合的环境。“愁听”反接“早莺啼歇”，说明思妇醒来很早，因为她已经听过了早莺的歌唱，也许她的愁肠曾和着淅沥的夜雨声一起颤抖。天刚破晓，她就起身独坐，隔溪传来夜尽的更鼓声，更添无限孤寂凄恻之感。“正一声凄咽”与“愁听”相应，更鼓声染上了主人公的感情色彩，使她回想起和情人离别的情景，这就暗中为下片写怀远人作了铺垫。词的上片，由写景自然过渡到写人。
词的下片进一步写内心活动：亲人西去，迢迢千里，分别时的缱绻、留恋、泪眼相看的情景无不历历目，直到如今，仍不堪回首，简直不敢注目西去路。然而，她毕竟又不由自主地了望亲人奔向他方的路衢。正因为“西望”，她才“不堪”，才惹起了“离肠万回结”，“不堪”二句，写出了左右为难的极端矛盾的心绪。“去程赊”说明与行人间隔之远，“万回结”极言离情愁苦之状，重笔渲染，已把别离苦写到极致。结拍二句宕开，追忆往日与亲人相处时令人难忘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反衬当日独处的悲凉，她想起了与亲人团聚之日，两人曾坐海棠花下，演奏《凉州曲》时，彼时的心情较之今朝，真有天壤之别了。
《凉州曲》，为唐代边塞之乐，当时属于新声，声情是比较悲凉的。不过，那时两人都幸福地沉浸艺术境界之中，这时却是自己孤独地承受着现实的孤独的折磨，心中之苦不言而自现。
朱熹曾将魏夫人与李清照并提，说是“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者。”清人陈廷焯也说：“魏夫人词笔颇有超迈处，虽非易安之敌，亦未易才也。”从包括此词内的魏夫人作品来看，这些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这是《花间集》中所收牛峤七首《菩萨蛮》中的一首。所咏虽不出男女之情事，但词中女主人公所念之人身处辽阳（古来为征戍之地），则此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就非《花间集》中那些纯咏妇女生活及男女情事的作品所可追配的了。
此词语言俊丽，形象鲜明，曲折传情。落花满径，柳絮随风，呢喃双燕，惊扰残梦。这恼人的春色，撩人愁思。这首词描景写人，细腻柔和，宛转多姿，表现了晚唐五代的词风。
上片首句写女主人公服饰之精美。所著既为舞裙，则其为舞妓身份自明。“香”与“暖”写舞裙之精，“金泥凤”写舞裙之美，极生动活脱之趣。服饰之精美如此，则其人之美可见。第二句写梦中惊醒。梦而谓之“残”，说明梦惊做完。至于其所梦的内容，综观全词自可知晓。好梦惊竟而被语燕惊醒，则其恼与怨亦可以想见。此句暗中化用金昌绪“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意，但比金诗更加委婉含蓄，实为《花间》本色。画梁之燕呢喃私语又暗形女主人公之孤单寂寞。梦后的一切依然如故：门外柳絮纷飞，而玉郎仍不见归。柳花飞既点明节令为春天（而春季是女子念远之心情最为急切的时候），又暗状女主人公残梦初醒时的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犹”宇暗逗出一点怨意。
过片首句是承上片末句而来。“匀”字一则表明其非痛哭流涕而是泪水暗滴，将痛苦强忍强咽，苦而必须咽、必须忍，则更见其苦；二则表明其力护容貌之美，故第二句接写其眉：“眉剪春山翠”，意谓双眉被剪画成春山之状，这句是暗用《西京杂记》所说卓文君“眉山如望远山”的典故。第三句“何处是辽阳”，点明“玉郎”所在之地。此问句于无限向往之中渗透着无限哀怨与无可奈何的情绪。此实可问而不可答，故结以“锦屏春昼长”。“长”字固是春昼的实写，也是心理状态的虚写。以景语作结，极迷离动荡之致，给人以无限想象的余地。
这首词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欲扬先抑，声情顿挫。词的意旨，原在于刻画女主人公思念征人的情怀。开篇却用高华曼丽的笔墨，先构成一个美妙的梦境，把主人公放在特定的梦境欢会当中，使她在好梦惊醒以后，益增离别之苦，词意亦陡转沉郁。“惊残梦”以下转入正文，又用低徊咏叹的方式，先写门外是春光骀荡，而人“犹惊归”，于极度失望中，再展望归之情，词笔亦再作顿挫。换头处又以整妆期待的笔墨，使主人公凄清的内心世界，于纸上徘徊重现，不言其怀人而自见幽怨。词境由委婉转向深沉。结尾更从主人公的内心深处，迸发出“何处是辽阳？”的感慨，征人不归，他们的闺中少妇，却是在痴心等待。此妇所忆之人遭遇如何，不得而知。但一边是霜戈壁立、铁骑腾踏的边塞，一边是春意浓郁、锦屏寂寞的深闺，纵使重逢有望，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因此“锦屏春昼长”一句，更深沉地揭示了主人公的怨思。咏叹至此，对主题发抒已达言有尽而意不尽的境界，在情节上也作出第三次的顿挫。不尽主人公在深思，也有“此恨绵绵”之感。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