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起首一句径直点题。“缥缈”，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形容亭在绝顶，既高且小，从远处遥望，若隐若现；这是紧扣题中“绝顶小亭”来写的。危，高也；危亭即高亭，因为亭基在弁山绝顶，这是吴兴地区的最高峰。第二句由亭而写到人，应题目的“登”字。由于小亭位于“绝顶”，故登亭之人有“千峰上”之感。独登小亭，无人共赏，只有万里横江而过的波浪，渺茫无边无际。

　　上片末两句倒装，一则说北方大片失地，山河破碎，不堪赏玩；二则说因主战派不断受到排挤和打击，已找不到同心同德，一起去把失地收回，重建共赏的人。“万里”，喻其广远，指吴兴以北直至沦陷了的中原地区，此时宋室南渡已八个年头了。“烟浪”形容烟云如浪，与“万里”相应。北望中原，烟雾迷茫，不知恢复何日。“赏”字不只为了协韵，还含有预想失土恢复后登临赏览的意思内。“与谁同赏”即没有谁与之同赏，回应“独”字。“独”而推及“同赏”，“同赏”又感叹“与谁”；欢快味的“赏”字与压抑感的“独”字连翩而来，表现了作者心中此时的复杂情绪。

　　过片两句“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说自己人虽老了，情怀不变，还是以天下为己任，把国事放在心上，总在作着恢复中原那万里山河的计虑和打算，表现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概。这两句可联系词人身世来理解。“天涯想”，指有志恢复中原万里河山。年龄虽老，壮志未衰，“犹作”二字流露出“天涯想”的强烈感情。又想起此身闲居卞山，复出不知何日，独自登临送目，纵有豪情，也只能是“空惆怅”。“空惆怅”三个字收住了“天涯想”。一个“空”字把前面的一切想望都钩销掉了，又回到了无可奈何、孤独寂寞的境界，不免要表现出某些颓丧情绪。而胸中热情，又不甘心熄灭，便吩咐随侍的儿辈“少年豪放，莫学衰翁样”。说年轻人应该豪放一点，不要学习衰老之人的模样。是示人，也是律己。这里的“衰翁样”指的是“空惆怅”，借“少年豪放”借回复到“天涯想”的豪情壮志上去。“少年豪放”一句与第二句的“笑谈”二字相呼应，针线绵密。

　　这是一首小令词，篇幅不长，可是翻波作浪，曲折回旋地抒写了词人十分矛盾复杂的心绪。

　　廖燕在1647年初至广州，为时一年。这一年十二月，吴三桂联合耿精忠、尚之信发动叛乱，三藩之乱起。数月之间，连陷辰州、沅州等地，据岭南六省。此时，斗争性质未明，廖燕寄予复明厚望。于是，在广州写了这首诗，时间当在1647年末，或1648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