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洛阳，是有名的古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曾建都于此。隋炀帝时，在旧城以西十八里营建新城，武则天时又加扩展，成为唐代的东都，而旧城由此芜废。许浑这首诗是凭吊故城感怀。

　　诗的开头以“禾黍离离半野蒿”，直落登城所见，满目荒凉残破，昔日华丽雄伟的宫殿已荡然无存。诗人正是通过眼前景物的描写，托出“故”字，把昔日之兴盛与今日之凄凉作尖锐地艺术对比，从而引出“昔人城此岂知劳”的无限感慨。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奢华享乐，役使千千万万的劳力建起了洛阳宫殿和城池，而今却已倾圮残毁。在这里，诗以“岂止”构成反诘，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愤怒批判和无情嘲讽。

　　颔联承上作深入描写以“市朝变”与“水声东去”、“宫殿高”与“山势北来”做鲜明对比，并照应首联，揭示权贵之不能长存，表达诗人登城凭吊之情。

　　颈联更写出了故城的荒凉冷落。“鸦噪”说明这里凄清，人迹罕至；“雁迷”，说明这里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一幅鸦噪图，一幅雁迷图，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写景逼真，细节处处传神，以不懂人事的鸦、雁，反映人事的变化，显得深刻有力。

　　尾联承上以反折作收，富贵之不得长存，人生之过于短暂，这使诗人痛苦、感慨，从而产生羡慕神仙的思想，但诗人却反说“可怜”，正说明诗人认为虚妄的神仙故事也不能解决现实的矛盾，不能解决思想上的苦恼，故用“可怜”的反言以见意，表达了他这种怀古伤今的感慨的深沉与无限的悲伤。

　　诗的首句“禾黍离离”，《<诗经>黍离》开首的“彼黍离离”化用而来的，暗含对过去王朝兴灭更替的追思。第二联表达对这座由劳苦百姓辛苦修建，却终遭废毁的城市的痛惜之情。“水声东去”既是写实景（故洛城紧靠着洛水北岸），又是双关寓意。诗人由脚下奔流向东的洛水，生发出光阴流逝，人世沧桑的感慨。尾联借用典故慨叹世人不能像太子普那样逍遥自在地超脱于尘世变迁之外。

　　全诗主要通过洛阳看到的荒凉残破的景象，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关怀和殷忧，对那些脑满肠肥无所用心的达官贵人以及浪荡公子等醉生梦死之徒，充满了愤懑和鄙弃之情。吴汝纶曰：“末刺贵游不知时变，但解行乐也”窥破了诗人的用意。

　　由于许浑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王朝由鼎盛转向衰落的转折，且作为时代的一份子又无力挽救这历史的遗恨，他追抚山河陈迹，俯仰今古兴废，苍莽历落，感慨深沉，所以此诗盈溢着浓浓的失落感和幻灭感。此篇起得苍凉，接得开阔，对偶工整，句法圆活，在其怀古诗中亦称名作。可惜的是后半篇比较薄弱。颈联虽然刻画工细，但未能翻出新意，缺少转折波澜之势。结尾更落入俗套，调子也嫌低沉无力。全诗没有李白的豪放，也没有杜甫的深沉，却有一份浓浓的凝重以及万重无奈的思绪下想让历史的车轮逆转来找回昔日盛景的希冀。但许浑的幻灭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是秦观写于元丰三年（1080）的一首怀人之作，当时秦观三十二岁，孔子有云：“三十而立。”而他此时还未能登得进士第，更未能谋得一官半职。在这种处境下，忆想起以往与佳人欢娱的美好时光，展望着今后的路程，使他不能不感怀身世而有所慨叹。从艺术上看，整首词缠绵悱恻，柔婉含蓄，融情于景，抒发了对某位佳人的深深追念，鲜明地体现了秦观婉约词情韵兼胜的风格特征。 “八六子”是词牌，始见于《尊前集》中所收的杜牧之作。分上下两片，上片三处平韵，下片五处平韵，共八十八字。通常以秦观的此作为定格。

　　此词写作者与他曾经爱恋的一位歌女之间的离别相思之情。全词由情切入，突兀而起，其间绘景叙事，或回溯别前之欢，或追忆离后之苦，或感叹现实之悲，委婉曲折，道尽心中一个“恨”字。

　　宋神宗元丰年间，秦观在扬州意外地遇上一位多情的女子。一帘幽梦，十里柔情，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归来途中，独倚危亭，回头一望，芳草连天，好似无边的离恨。以芳草喻愁，是诗词常用的手法，这里秦观却用“刬尽还生”四字把它强化到极点，因此前人称之为“神来之笔”。恋人分别了。往日的欢娱，变成了流水；断了的琴弦，何时能续上？面对片片飞花、蒙蒙残雨，他几乎失魂落魄。正在此时，恼人的黄鹂又在耳边叫了起来。打起黄鹂儿，莫教枝上啼。他的心真是烦极了！

　　首先，秦观词最大的特色是“专主情致”。抒情性原本就是词长于诗的特点，秦观则将词的这一特长加以光大，在这首词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词的上片临亭远眺，回忆与佳人分手，以情直入，点出词眼在于一个“恨”字。以“芳草”隐喻离恨，又是眼前的景物。忆及“柳外”“水边”分手之时词人以“怆然暗惊”抒发感受，落到现实，无限凄楚。而词的下片则设情境写“恨”。用“怎奈”、“那堪”、“黄鹂又啼数声”等词句进一步把与佳人分手之后的离愁别绪与仕途不顺，有才得不到施展的身世之“恨”，融于一处，并使之具体化、形象化，达到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境界。

　　其次，这首词的意境蕴藉含蓄，情致悠长，耐人寻味。秦观善于通过凄迷、朦胧的意境来传达自己伤感、迷惘的意绪。在这首词中，上片以“萋萋刬尽还生”的芳草写离恨，使人感到词人的离别之恨就象原上之草，春风吹又生，生生不灭。为何如此呢？词的下片创设了三个情境告诉我们个中之由：“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的欢娱都随流水而去，“素弦声断，翠绡香减”，词人对好景不长、离别在即的无奈溢于言表，此其一；其二是离别之时情境的渲染，“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词人以凄迷之景寓怅惘、伤感之情，意蕴十分丰富，是极妙的景语。其三，结尾二句，以景结情，急转直下，声情并茂，“销凝之时，黄鹂又啼数声”，一“又”字，既与起笔“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遥相呼应，又再次突出了前面所述的二种情境，真可谓意蕴境中，韵逸言外，凄楚伤感之思自在其中，会心的读者一看即知。秦观就是这样善于用画面说话，举重若轻，寄凝重之思于轻灵的笔触之中，如游龙飞空，似春风拂柳。

　　下片“无端”三句，再进一步追忆当时欢聚之乐。“无端”是不知何故之意，言老天好没来由，赐予她一份娉婷之姿，致使作者为之神魂颠倒。“夜月”二句叙写欢聚情况，借用杜牧诗句“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知。”《赠别》含蓄出之无浅露之病。“怎奈向”三句（“怎奈向”义同“奈何”）叹惋好景不常，倏又离散。“素弦声断，翠绡香减”，仍是用形象写别离，有幽美凄清之致。“那堪”二句，忽又写眼前景物，以景融情。

　　“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是凄迷之景，怀人的深切愁闷中，观此景更增惆怅，故用“那堪”二字领起。结尾“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又是融情入景，有悠然不尽之意。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三云：“秦少游《八六子》词云：‘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语句清峭，为名流推激。予家旧有建本《兰畹曲集》，载杜牧之一词，但记其末句云：‘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秦公盖效之，似差不及也。”洪迈指出秦观词此二句是从杜牧词中脱化出来。

　　此词语言上好用对句，如“柳外水边”、“夜月春风”、“素琴翠绡”、“飞花残雨”皆是，尤以“夜月”和“飞花”两联为佳，不仅语言工丽，而且各具意境。全词情景交融，景语情语难分，可谓感人至深，独具匠心。

　　最后，这首词的语言清新自然，情辞相称，精工而无斧凿之痕。前人曾这样评论：“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而已。”秦观的词能有如此高超的语言成就：一方面，他工于炼字。这首词中“飞花弄晚，残雨笼晴”这二句是互文的，意思是飞花残雨在逗弄晚晴。这里的一“弄”一“笼”，既音韵和谐，又能使人产生无限的想象，细细品味，会感到十分贴切生动。另一方面，由于秦观长于化用古人诗句入词，使之为己所用，更加富于表现力，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倚危亭”三句周济称为“神来之笔”，实则从李后主《清平乐》词“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脱化而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则暗用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洪迈《容斋随笔》认为词的结尾两句是模仿杜牧同一词牌的结尾“正消魂，梧桐又有移翠阴”，不论模仿是否属实，秦观这两句的妙处远胜过杜牧的此句却是不争的事实。可见，秦观继承前人语言是有创造性的，惟有创造方能显其生命力。

　　“多情自古伤离别”，接天的芳草是铲不完、除不尽的离恨，恨的是那一帘幽梦早已随风飘散，那一段柔情早已成东流逝水，写词的人也早已远离我们，但是，他那柔婉含蓄、情韵兼胜的词风，以及以此写成的名篇佳句则长留人间，永远使我们回味。

　　这首诗刻画了帝都金陵（今南京）的富丽繁华和心系功名的进取精神，既是一曲颂歌，也是一幅壮丽的图画。不管是何种情感意趣，都可以借山川景物来表现，而且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造境宏伟高敞，措笔秀丽工整，语言清鲜流丽，反映出了青年谢朓积极进取的精神品格和非同寻常的艺术功力。

　　青年诗人以“颂藩德”为由头，满怀激昂的政治热情和积极的功名事业心，纵笔描绘金陵帝都的富丽堂皇和繁荣昌盛，气势轩敞，格调高昂，雅为后人所称道。

　　首联总揽形势，虚笔入篇。“江南”句言地理形势，“金陵”句言历史变迁。当时扬州，辖有江南广大土地，山川秀丽，物产富饶，统称江南。金陵即今南京市，为春秋时楚武王所置。秦始皇时，即有望气者称“金陵有王者之气”。而从三国孙吴到南朝萧齐，也有四朝建都于此。可见金陵作为帝王之州，历史悠久。所以，诗人饱含激情，热烈赞颂当朝都城坐落在风光秀丽的江南佳丽之地，具有辉煌而悠久的帝都历史。这两句，一从空间横面着墨，描绘都城建业的地理形势；一从时空纵面措笔，概览金陵帝都历史迁延，笔触间闪烁着显赫、辉煌的气派，富于气势。

　　中间三联承“帝王州”写来，具体描绘当今“帝王州”的形势。诗人特别注重视角的变化。沿巍峨帝都顺势望去，但见城墙环绕着蜿蜒曲折的护城河，绿波荡漾，风光旖旎；抬头远眺，又见层层高楼，鳞次栉比，在日光照耀之下，显得灿烂辉煌。这是二联，是写远眺。三联则取近观。驰道，天子所行之道，常人不可步入。驰道两旁，矗立着威仪棣棣的皇宫高院，甍宇齐飞，舛互迢递，一望无际。

　　随着视野的延伸，驰道越远越窄，渐渐被飞甍合成一片，所以猛然看去。好像是“夹”住了驰道一样。一个“夹”字，以主观感受状写客观物象，写出了境界。所以，“垂杨荫御沟”完全是实写。杨柳婆娑，婀娜多姿，茂茂密密长满了御沟两旁。

　　总起来看这四句，诗人应着视角的变换，层次分明地写出了帝都的形象。“逶迤带绿水”、“飞甍夹驰道”以河水的蜿蜒曲折和道路的绵绵延伸，挖掘出诗境的远近纵深感；“迢递起朱楼”、“垂杨荫御沟”以高楼的嵯峨入云和杨柳的婀娜多姿，拓展出诗境的上下层次感。同时，还注重色彩的描绘，绿水朱楼，红绿相映；琉璃飞甍，葱葱杨柳，青黄相间，五色缤纷，气象非凡。这祥写来，诗境便显得阔大、气派，富于色彩。静景的描绘而能臻于此境，堪称高妙。但诗人并不满足。他似乎觉察到了静态刻画容易流于呆板单调的不足，所以再紧跟“凝笳”二句，以驷马飞驰，车盖摩云，极写道路的繁华；又以华輈画舫，从容优游，极写河流的胜景，运动物于静景，景境全活。而且，车驰舟驶，声鼓动地（笳声徐引谓之“凝”，轻鼓小击谓之“叠”），更加突出了场景的繁华、壮观。皇京帝都的辉煌气派，渲染至极。

　　最后一联收束全篇。古人旧例，功成名就，登台受赏。所以最后诗人出此豪言为祝颂。从帝都的富丽、繁华中，他没有想到醉生梦死，而是心心系念着功名事业。“功名良可收”，虽是对幕主的预祝，但也反映了青年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入朝曲》在乐府诗中属《鼓吹曲辞》。而《鼓吹曲辞》多为军中歌乐和宫廷宴乐，歌功颂德，鲜有佳品。谢朓此诗写帝京气象，虽不出“颂藩德”樊篱，格调却非同一般。气势高敞，语言鲜丽，对句工整。反映了青年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文选》卷二十八“乐府”中，在十首《鼓吹曲》中仅选此一篇，可说是很具慧眼的。

　　这是一首揭露统治者穷兵黩武，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诗歌。此诗的前十二句记叙老翁悲惨遭遇。共分三层。一层讲述老翁的悲惨身世。第二层写老翁被迫逃亡的原因。第三层写老翁流离他乡的辛苦。最后四句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更是质朴的呐喊，是为民请命的正义的呼声。这首诗用语平实质朴，就艺术技巧而言，这首诗较杜甫的《兵车行》更为平实，它没有多少场景和人物外貌的描写、气氛的烘托和渲染以及声韵上的错综变化，它靠的只是质朴动人，真诚感人，而这恰恰是一种新鲜的风格。

　　此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叙述老翁的悲惨遭遇。

　　首四句为第一层，首句言其住地，以采樵负薪为生。次句“北望”，言其流落他乡，有家难回，生出无限乡愁。接二句言老翁有三子，其中两个已战死沙场，何其凄惨。何其悲痛。次四句为第二层，言老翁第三子初成人，又面临被抓丁的威胁。一个“又”字，见出征兵抽丁的频繁，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为此，老翁决定逃亡。“定知”“不及”二句意谓：守土分离，是死；逃往他乡，也是死。与其别离而死，不如死在一处。这平淡自言，更见其悲痛之极也。再接四句为第三层，叙其流落异乡的辛苦。其苦有三：一是抛弃了家园田宅，二是孤独地离开故土，三是在异乡劳作辛苦。人生本来是求子多福，二子均战死，第三子又遭威胁，一点福都谈不上了。此层叙语惨恻，令人酸楚，一个老实忠厚驯良的老翁形象如在眼前。当你见到这垂暮老人含泪吞声、北望乡关时，不禁会哀怜而愤然。

　　最后四句为第二部分，似写老翁所抱的幻想和希望，又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尊武臣”“静胡尘”，似乎战争真要结束了。然而，前此接连不断的战争，绝不是因为武臣未尊、军力不强。这里暗暗指责朝廷开边的国策，正如杜甫所言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此二句正是正中蕴含反义、希望中暗示着失望。《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还是“止戈为武”为好。故结二句诗人禁不住疾呼：“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这呐喊，这呼吁，虽未能唤醒沉醉黩武的玄宗，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声声回响。此诗是一首具有“人民性”价值的作品，用语平实、质朴、真诚，风格新鲜，十分感人。

　　这是一首怀古感时之作，是抒发其吊古思今之感慨。由于当时清统治者推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故此词感情写得比较隐曲，显得怨而不怒，醇而不烈。张子房祠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当作者北上经过彭城拜谒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字子房)祠时，不禁心潮飞卷，而填写了此词。

　　此词上片怀古，写张良，下片慨今，写遗庙;上片重在记事、议论，下片重在写景、抒情。作者以雄深雅健之笔，写尽沧桑兴亡之感，属于词风“悲壮”而“与秦缶燕筑相摩荡”(曹尔堪《曝书亭词序》)之佳什。

　　作者于上片以简炼的笔墨勾勒出张良一生的大关节，于记叙与评论中寄寓其怀念、仰慕之意。首句“当年博浪金椎”气势夺人，写出张良复仇报国的豪侠英姿。张良家世代相韩，当韩国被灭，张良“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锤)重百二十斤”，“狙击秦皇帝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县南)中”(《史记·留侯世家》)。作者对张良此豪举所包含的爱国精神充满了赞誉之情。词之次句“惜乎不中秦皇帝”则一转折，为“金椎”即铁锤“误中副车”(同上)而未击中秦始皇之功败垂成深表惋惜。“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三句乃记叙刺秦王未成，“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同上)的史实。“咸阳”为秦国首都，指代秦王朝，“索”即搜索;下邳，秦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能死里逃生，确实“全身非易”，对此作者流露出为之庆幸之意。后张良在下邳圯上得黄石公赠《太公兵法》，异常珍视，常习诵研究，而满腹韬略，乃为沛公刘季所用。对此，作者又别具只眼，予以评说。词接下转入议论：“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据《史记·留侯世家》，“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按：官名，即司徒)。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后韩王被项王杀于彭城，张良乃逃归汉王刘季。作者认为即使汉朝当兴，但如果韩成不死，张良将辅佐韩成恢复韩国，而不肯向刘季称臣的。这也是对张良不忘故国的爱国精神的赞扬，但表达得较为曲折。“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这是指张良与萧何、韩信被汉王称为“三杰”，汉王对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之功极为奖赏，即封之为留侯，食万户。“留”，秦县名，故址在今江苏沛县东南三十五里。词意在这里是一扬，接下又是一抑：“都未是，平生意。”正如《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艮可贵之处是一心为国复仇，而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作者写此词时，故国朱明王朝覆灭时间尚不长，其寄兴深微之处是可以体会的。

　　下片由怀古转向现实。从写张良其人转向写张子房祠，故云：“遗庙彭城旧里。”“遗庙”即张子房祠也，其地处彭城(今徐州)旧里。但今日之“遗庙”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破败不堪。词人以苍凉的笔触描绘道：“有苍苔、断碑横地。”“苍苔”是古老岁月的象征，“断碑横地”，亦是社会变迁的写照，其中蕴含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而张良祠四周的江山似乎依旧：“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此“山”当为谷城山(在山东东阿北)，“水”当为下邳沂水。驿路、枫叶、河水尽管看去变化不大，但毕竟时移境迁，物是人非，所谓“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墙空闭”。这是说张子房祠早已泯灭，不仅其人归沧海，连圯上桥石都不见，庙墙内则空空如也。这荒凉废庙正无声地诉说着一代名臣张良的故事，悲叹着沧桑兴亡的历史活剧。当然，这种感情其实是属于词末引出的来拜谒张子房祠的作者的：“怅萧萧白发，经过擥涕，向斜阳里。”“萧萧白发”是作者塑造的衰老的自我形象，与此时此地的环境氛围十分协调。他吊古慨今，正为爱国者张良之祠今天的残败景象而“擥涕”，可见其内心的悲哀与愤懑。但他怨而不怒，只能以“向斜阳里”的景象寄托哀思。此景颇有辛弃疾《摸鱼儿》“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意味，并与其另一首《卖花声·雨花台》尾句“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的精神相通，这景中寄寓的乃是悲慨兼惭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