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这首《和董传留别》可能不为普通读者所熟知,而其中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却广为传诵,原因就在于它经典地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增长学问的有效途径。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常读书,日积月累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清代学者梁章钜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腹有诗书”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气”可以理解为“气质”或“精神风貌”。全句的重心在“自”上面,它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
就苏轼送别的这位朋友董传而言,“气”不应简单地指读书所带给人的儒雅之气,更指古代读书人所推崇的在面对人生的失意和困窘时的乐观豁达的态度。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能“不改其乐”。王勃在人生落魄时高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董传身处贫穷,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可以从“囊空不办寻春马”一句看出。显然,苏轼对董传的人生态度还是非常欣赏的。在临别时送给朋友这一句,既是赞美,也是安慰。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阐明了读书与高雅气质的必然联系,凝练概括,深得读者喜爱。今天人们引用它来说明读书求知可以培养人高尚的品格和高雅的气质。也用来赞美别人学问渊博、气度不凡。
这是诸葛亮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从文中可以看作出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此书中。全文通过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非常深切,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
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内容,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之化身”,他的《诫子书》也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的名作。
《诫子书》的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险躁。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同时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比鲜明。
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教育儿子,要“澹泊”自守,“宁静”自处,鼓励儿子勤学励志,从澹泊和宁静的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他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意思是说,不安定清静就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不下苦功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诸葛亮教育儿子切忌心浮气躁,举止荒唐。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他则以慈父的口吻谆谆教导儿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话看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它是慈父教诲儿子的,字字句句是心中真话,是他人生的总结,因而格外令人珍惜。
这篇《诫子书》,还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在这篇《诫子书》中,有宁静的力量:“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有节俭的力量:“俭以养德”;有超脱的力量:“非澹泊无以明志”;有好学的力量:“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有励志的力量:“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速度的力量:“淫慢则不能励精”;有性格的力量:“险躁则不能治性”;有惜时的力量:“年与时驰,意与岁去”;有想象的力量:“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有简约的力量。
这篇文章短短几十字,传递出的讯息,比起长篇大论,诫子效果好得多。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文字清新雅致,不事雕琢,说理平易近人,这些都是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
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