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通过描述一个新妆初罢的少女形象,表现出女主人公心底思恋的难言之苦。
上片写女主人公所见的帘外景象。起拍以海燕初飞兴起少女新妆,给人一种轻盈明丽的感觉。接着用“萱草绿”“杏花红”二句,刻画少女新妆时的美好环境,烘托了少女开朗而欢快的情绪,使之活动于草绿花红的画面中,为下片突出人物衬托了背景。而末句“隔帘栊”的一个“隔”字,将人与春景分离,仿佛有什么羁绊使她不能冲出帘栊而融身于美好的春光之中。情虽未露,却可从末句中品味得出。
下片写女主人公新妆之后的形象,花枝招展,浓艳非凡,别有一番风韵。“双鬓翠霞金缕”,突出妆饰的艳丽;“一枝春艳浓”,以比喻少女如花,与李白《清平调》“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意境相似。后二句,将少女置于月圆之夜。这时,少女的情怀,并未写出,她究竟有何感触,这给了读者以思索的余地。然而,“琐窗中”三字,却透露出女主人公的活动时间与心境,传达出一种凄清之感。
整首词字面没有写情,但通过场景、时间的变化,主人公的艳丽的妆容,衬托出人在楼中的凄楚幽怨之情,深婉含蓄,耐人寻味。
这首诗,《乐府诗集》收入卷七十九,作《近代曲辞》;《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十八作《乐府辞》;《全唐诗》卷二十七作《杂曲歌辞》,都未著作者姓名。“水调歌”,古代乐曲名。《全唐诗》题下注:“水调,商调曲也。唐曲凡十一叠,前五叠为歌,后六叠为入破。”本篇即歌的第一叠。它是按照“水调歌”的曲谱填写的歌词,因此在声韵上不大符合一般七言绝句的平仄格律。
这首诗写的是驻守在西域边境荒野上的连营军士,闻警候令待征的情景。诗的首二句,就黄昏至星夜军营极目所见着笔,起得平缓。“平沙落日大荒西”一句,写出地面的辽阔荒远,描绘出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缓缓西沉的景象。“陇上明星高复低”一句接写夜景。日落而星出,一切景物都销声匿迹,只见陇山之上明星闪烁,则夜静可知。“高复低”三字,又状出星空夜转的景象,说明时间在缓移,静夜在加深。诗从日落写到星出星移,在时间进程上和诗的结构、语势上,都给人一种悠缓的感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引导读者逐步进入诗人在这两句诗里着意表现的静谧境界。
第三句陡转,点出军情。古代边防地带,隔一段距离就于高处设一烽火台,贮狼粪于其上,一旦发现敌情,则燃火示警。“孤山几处看烽火”,是说原野上连营驻守的军士,突然看到几处孤山上燃起的报警的烽火。烽火起于幽深的静夜,划破沉寂的夜空,已使人触目而心惊。又曰“孤山几处”,则又见警报由远及近向军营飞速递传而来。极力写出军情的紧急,一下子扣紧读者的心弦。这一句在结构、语势上,以及它所描述的情事,都恰好与前二句相反,给人以一种突兀、紧迫之感。同时,由于前二句的铺叙及环境气氛的渲染,更易于从悠缓宁静中见突然、危迫与紧张。故前二句乃是欲张先弛,以收取以平显兀、以缓显迫、以静显动的艺术效果,而成为本句的绝好衬垫。
第四句接写敌情传来后军营的反应。安扎在原野上的座座军营,连成一片,故曰“连营”,关顾首句“大荒”,也点出军势之盛。警报传来,连营军士临危而不乱,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容就绪,单等军令下达,鼙鼓擂响,即出战迎敌。“壮士连营候鼓鼙”,“候”字下得极妙。有的选本改“候”为“听”,不仅没有可靠的版本依据,而且使韵味顿损。“候”者,待令以出征,动在令先,则连营将士行动之神速、戒备之森严、军容之整肃可见;“听”却不同了,闻令而未动,则行动之迟缓、军容之涣散可知。第三句极写军情的紧急,造成紧张危迫的气氛,又正好是本句所叙写的情事的绝好衬垫,突现出连营将士大敌当前而无所畏惧、从容以待敌的气概和风度。这首诗全以纯客观的笔调写景叙事,丝毫不带有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但是由于它采用层层渲染烘托衬垫的艺术手法,造成环境气氛上的有张有弛,再配以结构、语势上的起伏跌宕,故仍能紧紧抓住读者,扣人心弦。
岁寒三友,竹居其中。人们之所以看重它,或者因为它“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的凌寒之质(齐·王俭《灵丘竹赋》);或者因为它“未出土时便已有节,直到凌云高处依然虚心”的君子之风(管桦《竹颂》)。传说它的竹实只为凤凰所食;竹竿又能制成箫笛横吹。所以碰到豪爽之士,便以它的“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慨然自许(陈·贺循《赋得夹池修竹》);遇上才高位卑者流,便又借它发出“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的孤傲啸叹(齐·刘孝先《竹诗》)。这样咏竹自无不可,只是不免都带有情随境迁的主观随意性。以至于意有所讥,就严斥竹笋的“嘴尖皮厚腹中空”;爱有所偏,便厉声扬言“恶竹应须斩万竿”。这真教竹子左右为难了。
倘能摒弃这类借题发挥之习,仅把竹子当作客观审美对象来观赏,则它的“葳蕤青翠,风来动音”、“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的清姿,也自有不同于苍松、老梅的风神。沈约这首诗,大约就没有深意的寄托,只是客观地为檐前之竹画了一幅动人的“肖像”。不过,这肖像带有一种“生成”的动态,在诗人开笔时才正拔节抽枝:“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箨”指笋壳,当竹茎拔节而出时,它便已经垂脱;随着细长竹叶的抽生,慢慢就长出了嫩枝。几株幼嫩之竹,就这样带着清新的生气,从诗人笔下钻出。转眼之间,它又挺拔直上:“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变得枝叶繁茂、亭亭如盖了。“蓊茸”画檐竹枝叶披离之态,使人简直能感觉到,正有一片清荫从高处淌下。“离离”状竹节历历分明之貌,因为是在低处(下),竹节间距离较近,故又用“促节”形容。这四句描绘绿竹的生态,带有强烈的动感。但没有声响,也不用浓彩。只见到诗人沾着萧淡的水墨,疏疏落落地挥洒那么几笔,数竿绿竹便无声无息地拔节而出、由矮而高,终于英挺地站立“檐前”,甚至还带来了一阶清荫。
画成翠竹,这对诗人来说并不费力。但要表现它的风韵,光靠这平面的勾勒就不够了。接着的“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两句,着力的便是环境、音响的烘托映衬,于是这“画”便有了“伴乐”和“灯光”:诗人选择的是露水初凝之夜,因为是夜间,竹叶上那湛湛露珠就显得朦胧不清。好在有风,诗人便让读者听那静夜中风动竹叶、露珠滴阶的清韵,这可是异常动听的。诗人还嫌不够,又在乌蓝的中天添上一轮明月,那月光洒在竹上,便在阶前印下斑驳的竹影。前面说到“有风”,清风徐来,那地上的竹影便参差而动。这两句妙在均不直接写竹,只从露珠滴阶、竹影参差中映衬、烘托,而檐竹之沾满清露,在朗月清风中飒飒舞弄的美好风韵,已栩栩如在耳目之间。按照这一思绪写下去,结句便该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了。但沈约偏不这样,他的结句正如蔡邕之咏“翠鸟”一样,却是被咏之物的深情倾诉:“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这美好的翠竹,本该生长在花草芳美的池畔,度那月下花前的风光才是哩。而今却在诗人居处简陋的檐前,伴着他度过清寂的晨昏。诗人在观赏檐前之竹的深深怜爱之中,大约曾浮起过一种微微的惋惜和不安吧。而檐竹似乎有解人心意的灵性,立即前来安慰诗人:“我所仰慕的是君子的风仪,而不是花前月下的池畔风光;能够生长在您的窗门前,正是我的心愿哪!”这两句初看显得突兀,但在诗人观赏入神之际,将竹叶飒飒之音,想象为它的嫣然解人之语,也正符合情理。这话语之中所显示的,正是檐竹那不慕风华、清心自守的高节,其实也还是诗人对檐竹的一种赞美。不过,采用檐竹自身倾诉的方式,既情意动人,又含蕴不露,较之于那种“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的直赞之语,似乎有更多的情韵。
这就是沈约的《咏檐前竹》:诗中只把竹子作为客观审美对象来观照,形象地勾勒它的清姿,映衬它的风韵,别无政治上的寓意或个人身世的感慨。从咏物寄兴的传统眼光来看,这样咏竹似乎“浅”了些。但读够了寄兴、说教的诗作以后,吟诵—下这类美好单纯而寓意不多的咏物诗,倒也可使耳目一新。
《勾践灭吴》记述的是春秋末期吴越争战的著名历史事件。越王勾践在与吴王夫差的战争中被击败后,以各种屈辱的条件向吴国求和。夫差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忠告,却听信了被越国贿赂的太宰嚭的谗言,准许了越国的求和,使勾践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经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之后,率领军队进攻吴国,吴国因此而亡。
文章一落笔直写勾践。勾践失败后,正率五千残兵退守于会稽山上。这时的他,是一位失败后痛定思痛、盼望雪耻复国的君主。全文分三部分,紧紧围绕勾践誓雪国耻这一主要的性格特征展开描写。首先写勾践同吴国求和,突出了他痛下决心、希望东山再起的一面。其次,写勾践为打败吴国所进行的多方面的准备。最后,写勾践出征灭吴,一举获胜。作者虽从请战开始,但重点依然落到勾践雪耻复仇这一点上。
诗一开始,便是一段倒叙。这是骤遇后对已往的追忆。诗人说:“安史乱起,你远赴张掖,我避地三巴,地北天南,无缘相见。而当叛乱初平,肃宗返京,我却琅当入狱,披霜带露,长流夜郎,自觉将凄凉了却残生。想起长安旧交,此时必当随驾返朝,东风得意,而自己大约只能在梦中会见他们了。谁料想,我有幸遇赦,竟然又遇见无望相会的长安故人。这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惊讶不已,简直不可思议,茫然如堕烟雾。”李白是遇赦的罪人,韦冰系被贬的官员,在那相逢的宴会上,人众嘈杂,彼此的遭遇不可能说得了,道得清。从开头到“苦心”句为一段,在概括追叙骤遇的惊喜之中,诗人寄托着自己和韦冰两人的不幸遭遇和不平情绪;在抒写迷惑不解的思绪之中,蕴含着对肃宗和朝廷的皮里阳秋的讥刺。这恍如梦魂相见的惊喜描述,其实是大梦初醒的痛心自白。爱国的壮志,济世的雄图,竟成为天真的迷梦,真实的悲剧。
诗人由衷感激故人的解慰。他说:“昨天的宴会上,衣绣的贵达为自己斟酒,礼遇殊重。但是,他们只是爱慕我的才名,并不真正理解我,而我‘病如桃李’,更有什么可讲的呢?当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世人终会理解我的,对于我的今昔荣辱,就得到故人的了解。前些时听到了南平太守李之遥一番坦率的真心话,使人豁开胸襟;今日在这里又得闻你的清正的言论,真好像深山拨开云雾,使人看到晴朗的天空,驱散了心头的苦闷。”从“昨日”句到“四望”句这一段,诗人口气虽然比较平缓,然而却使人强烈感受到他内心无从排遣的郁结,有似大雷雨来临之前的沉闷。
最后一段,笔势奔放恣肆,强烈的悲愤,直泻而出,仿佛心头压抑的山洪,暴发了出来,猛烈冲击这现实的一切。诗中写道:“人闷,心闷,苦痛,辛酸,接连不断,永远如此。我只有借酒浇愁,痛饮它二千石。汉代韩安国身陷囹圄,自信死灰可以复燃,我为什么不能呢?晋朝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能骑乘骏马,别是一番贤主人的风流倜傥之举。”而李白喝的是苦闷之酒,孤独一人,自然没有那份闲适之情了,所以酒醉也不能遣闷。于是他说:“还是去遨游山水吧,但又觉得山山水水都像江夏附近著名古刹头陀寺一样,充斥那苦行的僧人气,毫无乐趣,不称人意。那么,哪里是出路,何处可解闷呢?倒不如乘船飘游,招唤乐妓,鸣笳按鼓,歌舞取乐;把那曾经向往、追求的一切都铲除掉,不留痕迹;把那纷争逞雄的政治现实看作一场梦幻,不足介怀;就让歌舞来宽解离愁吧!”诗人排斥了自己以往自适的爱好,并非自暴自弃,而是极度苦闷的暴发,激烈悲愤的反抗。这最后十四句,情调愈转越激烈。矛头针对黑暗的政治,冷酷的现实。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是此篇感情最激烈的诗句,也是历来传诵的名句。“黄鹤楼”因神仙骑鹤上天而闻名,“鹦鹉洲”因东汉汉末年作过《鹦鹉赋》的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而得名。一个令人向往神仙,一个触发不遇的感慨,虽然是传说和历史,却寄托了韦冰和李白的情怀遭际。游仙不是志士的理想,而是失志的归宿;不遇本非明时的现象,却是自古而然的常情。李白以知己的情怀,对彼此的遭际表示极大的激愤,因而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不再怀有梦想,不再自寻苦闷。然而黄鹤楼捶不碎,鹦鹉洲倒不了,诗人极大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可奈何的悲伤。
这诗抒写的是真情实感,然而构思浪漫奇特。诗人抓住在江夏意外遇见韦冰的机缘,敏锐觉察这一意外相遇的喜剧中隐含着悲剧内容,浪漫地夸张地把它构思和表现为如梦觉醒。它从遇赦骤逢的惊喜如梦,写到在冷酷境遇中觉醒,而以觉醒后的悲愤作结。从而使诗人及韦冰的遭遇具有典型意义,真实地反映出造成悲剧的时代特点。诗人是怨屈悲愤的,又是痛心绝望的,他不堪回首而又悲慨激昂,因而感情起伏转换,热烈充沛,使人清楚地看到他那至老未衰的“不干人、不屈己”的性格,“大济苍生”、“四海清一”的抱负。这是诗人暮年作品,较之前期作品,思想更成熟,艺术更老练,而风格依旧,傲岸不羁,风流倜傥,个性突出,笔调豪放,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