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中唐时期牡丹诗佳篇迭出,王建此篇不写牡丹一时之态,而是从牡丹之贵写到牡丹之美,再写牡丹凋零,用变化的角度去赏牡丹,道尽惜牡丹之情。
诗作开篇言牡丹之贵,“名价别”三字直接道出牡丹的尊贵凌驾于诸花之上。随后作者用一个益字,生动的描写了长安城内牡丹花开的盛况,诺大的长安城处处是牡丹盛开,那繁盛的景象就好似要溢出来一般。此“益”引申为“满”,如同韩昌黎“绝色烟柳满皇都”,两诗皆非单讲数量之多,而是从更深层的去讲,韩诗更多的是写春满长安,而王建此句是讲牡丹的气质风采风靡了长安。用笔夸张大胆,用字生动准确,令人深切感受到牡丹之盛。
后句用反衬的写法进一步说牡丹之美,苓蔆是传说中的香草,却被牡丹的花香比的羞愧欲死;山踯躅是颜色红艳的花,遇到牡丹的艳色却显得黯然失色几如枯萎。这样的描写下,即使没见过牡丹的人也能感受到牡丹超绝的鲜艳和芳香。紧接着,作者描写牡丹的气韵。枝干为柔光所笼,而花朵被妖艳的色彩晕染了娇嫩的肌肤。前句描写牡丹纤细的枝干姿态和气质,后句则以美女嫩肤为比喻写牡丹的花朵的质感,分别从不同角度生动描述牡丹花的娇美。随后,作者用大量比喻,描写牡丹花的细节。用金粉来比牡丹花的黄蕊,而满字也生动的写出牡丹花蕊之繁;用缕缕红流苏来比牡丹翻卷的花瓣,写出了牡丹花瓣色泽和形态。“好和”句,以衬托笔法写牡丹之贵。香气可以熏染御衣,姿态可以描画入宫图,都是用皇家所用来衬托牡丹气质的高贵。
随后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开始写牡丹的晚态和凋零,用哀愁的新妇,望着病夫的女子,分别写牡丹的将谢和凋零。用拟人的笔法,写出了牡丹的晚态,惹人怜惜。从写牡丹之盛到牡丹之贵再到牡丹之美转而写牡丹将谢,再写牡丹凋零,作者一步步引导大家从赞叹到喜爱再到怜惜。这时作者发出感慨,请大家珍惜花时,客人能多赏一会儿就多赏一会儿吧。这时的感慨已经是水到渠成,通过前面的描写,读者此时对牡丹的怜惜应也感同身受,仿佛作者是道出了我们心中之所想。
最末,作者用一夜清风起,千金买亦无,道出了花时难久的怅然。开篇之盛艳,末尾之冷清,强烈的对比让末尾仿佛一副大留白的画卷,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清风吹过,花亦凋零,这其中是不舍,是怜惜,是冷清,种种情感由人品读。
借凋零写惜花非王建独有,白居易就有《惜牡丹花》开一时之风气:“惆怅阶前红牡丹, 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 夜惜衰红把火看。”此后李商隐的效仿作《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苏轼亦作:“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而尽管王建的牡丹诗同样是写凋零写惜花,却是从花开写到花落,借对情感的把握的细致入微,用精心的铺垫将读者引入到那种怅然若失的情景当中。诗作描写过渡自然,惋惜怅然之情水到渠成。王建的牡丹诗从单纯的赏牡丹落笔,惜牡丹入情,不寄托政治抱负个人得失,就是写一个“赏”字,且赏出了独特的风格,乃唐代赏牡丹诗作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上片写景。先从远处着笔。
“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上阕头两句写江天过雨之景,发端“远岸收残雨”,句中词序颠倒实即“残雨收”:意谓远远的江岸一带,雨点疏疏稀稀的快停止了。雨快下完了,才觉得江天渐晚,则可推断出这场雨下了很长时间。孤舟因雨不能行驶,词人此时蜗居小舟,孤寂无依更可知,这就把时间、地点、人物的动作和心情都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了。紧接着,“雨残稍觉江灭暮”,一幅以江天为背景的寥阔画面,那是淡淡的水墨画,雨快停止,而天空开始黑下来了。
“拾翠汀洲人寂静,立双双鸥鹭。”转换了另一个画面,诗人将视线从远岸收向较近的汀洲上。拾翠佳人,就是指在河边拾香草的女子。鸥鹭成双,词人却孤独寂寞地处在小舟之中。这一对照,就更显词人内心的孤独寂寞。汀洲之上,有鸥鹭以之为家,但拾翠者早已归去,虚拟作陪,更以“双双”形容“鸥鹭”,便觉景中有情。时间在流逝,天渐渐更黑了,随着诗人视线的变动,又展现出另一幅画面。
“望几点、渔灯隐映蒹葭浦。”“望几点”句,时间由日暮转向夜晚。诗人放眼望去,只见芦苇荡里,隐隐约约闪动着渔船上的灯火,一点又一点。渔灯已明,但由于是远望,又隔有蒹葭,所以说是“隐映”,这是远处所见。“停画桡”句,就是描绘自己所处之地,附近所闻。“道去程”二句,乃是舟人的语言和动作。“前村烟树”本属实景,而冠以“遥指”二字,又似虚写。此二句将船家对路途的安排,他们的神情、口吻以及隐约可见的江村勾勒了出来,用笔极其简练,而又生动、真切。
“停画桡,两两舟人语。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这是诗人耳中所闻,船停止了划桨,两个舟子在谈话:他们指着远方的前村烟树朦胧处,说今夜的行程就去那里。后一句词序颠倒且有省略,意谓(舟子)遥指前村烟树,道今夜去程(是那边):这是词的特殊语言。行文至此,从拾翠人回、鸥鹭双双立、渔人点点灯火归家、直至两舟子语今夜远村去程,无不触动诗人敏感的心,故下片自然地引出抒情。
下阕由今夜的去程而思至长年漂泊的艰苦。
“游宦成羁旅,短樯吟倚闲凝伫。”过片“游宦成羁旅”,正面倾吐出旅愁,点明本词主旨:“短樯吟倚闲凝伫”,又是词序颠倒,正面写出舟中百无聊赖的生活。这句是诗人的立足点,原来上片诗人那些所见所闻,都是从“凝伫”而得。它起着总上启下的作用。
“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万水”两句,由“凝伫”转来,由于长久远眺,所见则“万水千山”,所思则“乡关何处”。句渲染出一片万水千山茫茫无际的景色,后句点明诗人的乡愁。“迷远近”虽指目“迷”,也是心“迷”。崔颢《黄鹤楼》云:“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与此句正是语近意通。
“自别后、风亭月榭孤欢聚。”“自别后”以下,直接“乡关何处”,而加以发挥。“风亭”七字,回忆过往,嗟叹今夕。昔日良辰美景,胜地欢游,现在只有孤舟一人,乡情郁郁,而用一“孤”字将今昔分开,意谓亭榭风月依然,但人却不能欢聚,就把它们辜负了。想到这里,诗人离愁更浓,故接着唱出全词的最强音。
“刚断肠、惹得离情苦。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刚断肠”以下,紧接上文。乡思正浓,归日无期,而杜宇声声,劝人归去,愈觉不堪。杜宇不识人心,却劝人返,则无情而似有情;人不能归,而杜宇不谅,依旧催劝,徒乱人意,则有情终似无情。以听杜宇哀啼结束,更觉深情婉转、凄侧动人,用意层层深入,一句紧接一句,情深意婉而下笔有力,读来浸人心腑。
刘桢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本诗是第二首。
这首诗看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起首二句,即以松的高洁之态动人情思,风的肃杀之声逼人警觉。用“亭亭”标示松的傲岸姿态,用“瑟瑟”摹拟刺骨的风声。绘影绘声,简洁生动。又以“谷中”映衬“山上”,更突出了位居全诗中心的青松的傲骨。
三四两句则加强了抒情的氛围。而且在似乎不相关的松和风之间冲突顿起,令听者心惊,观者颜开。两个“一何”强调诗人感受的强烈,一“盛”一“劲”表现冲突的激烈和诗人的感情倾向。第三句诗顺接第二句,第四句呼应首句,章法绵密,展开有序。
五六两句,由风势猛烈而发展到酷寒的冰霜,由松枝的刚劲而拓宽为一年四季常端正,越发显出环境的严酷和青松岁寒不凋的特性。诗的意境格外高远,格调更显得悲壮崇高。松树和环境的对比也更分明,而松树品性的价值也更加突现出来。
最后两句变换句式,以有力的一问一答作结。诗人由外而内,由表层到深层,把读者眼光从“亭亭”“端正”的外貌透视到松树内在的本性,以此表明松树之所以不畏狂风严寒,是因为有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
全诗以松树为中心,写得集中紧凑。反复咏歌,却不平板单调。用词朴素无华,风骨雄健,气势有力。不重在工笔细描,而以层层深入事物的内核见长。
这首诗名为“赠从弟”,但无一语道及兄弟情谊。我们读来却颇觉情深谊长,而且能同诗人心心相印。这是因为诗人运用了象征手法,用松树象征自己的志趣、情操和希望。自然之物原本自生自灭,与人无关。但一旦诗人用多情的目光注入山水树木、风霜雷电,与自然界中某些同人类相通的特征一撞击,便会爆发出动人的火花。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刘桢之前有屈原的橘颂,刘桢之后,则更是屡见不鲜,且形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特征之一。
刘桢如果直接抒写内心情感,很易直露,便借松树的高洁来暗示情怀,以此自勉,也借以勉励从弟。全诗关于兄弟情谊虽“不着一字”,但味外之旨却更耐人品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