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这首《长歌行》深受同题古辞的影响。长歌行古辞或写及时建功立业,不要老大伤悲;或写游仙服药,延年长寿;或写游子思乡,感伤人命短促。陆机《长歌行》恨功名薄,竹帛无宣;谢灵运《长歌行》感时光流速,壮志消磨;梁元帝《长歌行》写及时行乐;沈约《长歌行》写羁旅行后倦恋金华殿,功名未著,竹帛难宣。总之李白之前运用长歌行古题者,均触景感时,抒写悲伤之情,寄寓着他们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以及追求不得的怅惘感伤的心灵。李白由此感悟人生,联想反思自己功业无成,游仙不果,重蹈古人的覆辙,陷入痛苦之中,不抒不快。于是尽情倾吞,激昂文字,悲歌式的心灵,融汇着千古人所共有的情愫,感发着人意,体验着人生的苦乐。
此诗前十句为第一段。
开端两句,总述桃李迎春得朝阳而鲜花怒放,争芳吐艳,然而它也只是荣华当年。一年一度春芳桃李,这是自然规律,因而桃李花开是春天的象征,是美好的象征。经过幽闭冬藏的寒日笼照之后,转而接受春日温暖的朝阳抚摸,使大地万物顿感复苏,呈现了活跃的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精神倍增,昂扬奋进,这是物之常理与人之常情。故人们把人生美好时刻称之为青春。可是作者认知不限于此,而更深入探索桃李迎春吐艳,其条件是须春阳细腻的化育,苦心无私地用功,生存发展离不开春日阳光。由此作者更悟出君臣关系的相互依存的道理,预伏后面“功名不早著”之因。日这个描写意象在古诗中曾有象征君王之意。桃李遇春阳而开,贤相逢明君而荣,自然常律与人事常理,有其相似之点,明写桃李,暗喻君臣事理。这可能是用“得日开”的甘苦用心吧!美好意象的描写,深含着美好感情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美虽美;但尤感不足之处,只是荣华当年,因而更值得珍惜。
接着作者连用四句诗赞美春光之妙用,“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芬。”东风送暖,遍吹大地万物,阳气萌发,万物从蛰伏中苏醒,争现新姿,构成了一个生命律动的美的境界。因而草木尽欲显露英姿,冬日的枯枝丑叶败落净尽。“无丑叶”的对应之意是“竟美叶”。已经乾涸的水泉,也喷吐着清香的水柱。这四句从开端的桃李花开一点,铺叙春回大地的全景。桃李艳美又衬托东风不停地化育万物,草木换新颜,涸泉复吐清芬,尽现出春之美,写出春之境界。总上六句诗正是诗人触景所生之美感,又以平淡自然的文字与诗句,绘成春光美的形象与意境,诗人入于境中,而又出于境外,妙笔生花,与境冥合。于平淡的描写中凝聚着深蕴美与哲理性认知,然而它绝不同于自然教科书的说理。
这一段后四句则由上面春光境界的描写而转入讨论,发抒感慨,寻求造成这一美景的力量来源。“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作者依据中国古代哲学家见解,也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神力,运转天地,故而有春、夏、秋、冬四季,因而也就生成了宇宙中万物的自然生存、发展、死亡的各自规律,形成了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不过人们总是偏爱春日,而厌恶冬日,不过这是当时人们无法改变这一阴阳变化的规律。当然他们也从天地运行不止,时光流速,永无停止中,观察万物的生衰,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人亦应如春日桃李花一样,要在青春的美好时刻,展示怀抱,建立丰功伟业。生时为人们仰慕赞美,死后美名留青史,千古流芳。可是在现实中的李白,虽有美好的理想和作人的价值观,以及奋进不止的精神,但由于得不到“日”(皇帝)的温暖抚育,年华老大,驾着六龙的日神车,驭手羲和又催赶不停,如不能在青春时早立功名,就更不能留名于竹帛的史书之中。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故深为痛恨。外在的无形压力与内在愤激之情的积郁,终于迸发出忧患不平的心声。从过去的借鉴,目前的现状,到未来的预测,拓展时空,言浅而意深,雅正而浑厚,发展了五言古诗的传统特点。诗写到这里诗情与意旨都该停顿,但留给人们的是为何功名不早立,结局又是如何的悬念。
诗的后十句为第二段。
头两句照应开端,深化诗意。桃李既然是专在追求青春,应青春而显美容。那么有人能赊取太阳,使其不动,青春不是永在吗?“谁”字有疑问之情,本是不能之事,设想其能,从幻想中慰勉自己,从幻境中享受快感,从而减轻了心里压力,从困境得到解脱。
然而幻想是暂时的,当其转化为现实之时,也就从狂热转化为冷静,用理智滤取生活的轨迹,明确是非与得失,于是铸成“富贵与神仙,蹉跎两相失”的痛定思痛的诗句。对于自己的言行作出了新的判断,知昨日之非。追求富贵功名,神仙长生,这是统治阶级的享乐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当了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自然富而且贵。于此又滋生长生不死的幻想和妄求,目的永远保持自己的权贵地位与富裕的生活条件,名与利两收。求官不得则游仙,表示超然物外,清高自恃,平等官吏,也能获得美名。可在唐代它又是作官的终南捷径,初盛唐的封建士人多通此径。李白亦不例外,拜谒官吏,寻访名山高僧仙师,获取功名富贵。于今两相失败,一事无成,虚度年华,悔恨不及,再次跌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进而想到古人曾说的“人生非金石,”“寿无金石固,岂能长寿考”,于是发展成为“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就算人生如金石之固,可金石在长久的风霜侵袭与磨蚀之下,也会使完整之体粉碎为沙砾,更不用说人又不是金石。春之桃李、草木、清泉等也自然难以保持它们春日美姿了。言外之意,人不能长生,其功名富贵就要及早得到,否则就有得不到危险;既或得到了也难以长存。所以古人求仕的经验,“早据要路津”,实现竹帛留名的人生价值。表面上看这两句与前两句无关,然而它是似断实连,是对游仙长生的否定。诗意的发展,感情跳荡,思潮起伏的写照,因而表现为诗句的跳跃性,留给人们以悬念,追求究竟,诱人深入,弄得水落石出。
当其悔恨昨非之时,必然改弦更张,作出新的抉择,“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及时行乐,纵情歌唱,酣饮消忧。否则就要落在时间的后面,衰朽之躯,想行乐也不可能了,空空地走向死亡世界,白活了一生。一个“强欢”,透露出其内心曲隐之愁情,是不情愿地造作欢情,是无欢心地造作欢情,是借歌与酒消解胸中愁情,是一时的麻醉。这种有意识麻醉自己是心灵更痛苦的表现,这是李白艺术上超常的表现,发人人所感而尚未意识到的内心深曲。这是大家路数,而非小家捉襟见肘的手法。
然而,就是这一点强作排解的自我克制的希望,也难以达到与满足,痛心地写下了结尾诗句:“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严酷的秋霜从无仁爱之心,萧杀万物,于人也无所惜,突然间降临,侵害蒲柳之姿。蒲柳为草木之名,体柔弱而经不起风霜,经霜而枯枝败叶,苦无生机。这里是用典,《世说新语》记载,顾悦与梁简文帝同岁,而顾发早白。简文帝问顾“卿何以先白?”顾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经霜弥茂。”蒲柳之姿是顾自指,松柏之姿喻简文帝。李白用此典切合自己身份,微贱之躯,经不得风霜摧残。秋霜这里既是自然的威力,同时又是象征邪恶的政治势力的残酷打击。以不可抗御的力量打击毫无准备的柔弱微贱之躯,其结果不言自明。结句不仅含蕴丰厚,而感情也至痛。令人不平,催人泪下。真是可以称作长歌当哭之作。
李白这篇乐府诗综合前人同题之作的长处,而自成一格,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清新俊逸,奇伟特出,是大家手笔。诗以比兴诗句开其端,触景生情,但它并非泛咏桃李荣谢,人生无常,及时行乐之作,而是表现出用常得奇,抒写出超出常人的胸怀壮思,生命的价值。绝非庸庸碌碌的小人私欲,它是盛唐时代精神的高扬。它描写出一代人的精英的爱国衷肠,对美好的自然春景的赞颂,对爱美与追求美好理想的倾诉,对自己事业无成的愤懑及自我解脱不成的痛苦,敞开心扉,让人们尽情了解他的内心衷曲。一颗跳荡的心,激荡的变化,万端的感情,牵动着优美的自然画面,透视出社会的不公正。美好理想总是难以兑现,为此而忧患着,抗争着,终不免遭受秋霜的厄运。美好的人性遭受摧残,不是一个时代的现象,而是阶级社会中共有的现象。盛唐社会尤其如此,令人深思。
李白成功地塑造这天才者遭受厄运的心象,还借助于他熔铸古诗的叙事、抒情、议论手法于一炉,运用得出神入化,挥洒自如,成为一个完整艺术表现体系,只见诗境美,而不见技法。这正是李白所追求的清真美。
此诗头二句写初到柳州时的感受。“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这两句是总起,“不可亲”三字,深含感叹之情,很自然地开启下文。
中间四句接着写峒氓的生活、习俗。柳州峒氓,多住在山村,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盐,要到郡城集市去买,所以三、四两句接着描写他们赶集的情景:“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这两句是用倒置法,说峒氓们赶集买盐往返甚是辛苦。第五句“鹅毛御腊缝山罽”,写峒氓御寒之物,说在天气寒冷的腊月里,峒氓们用鹅毛制成的被子来抵御寒冷。下句接着写峒氓的迷信风俗。“鸡骨占年拜水神”。“鸡骨占年”,是峒氓的迷信风俗,以为占卜可以知道年景的好坏。“拜水神”,即向水神礼拜。峒氓们用鸡骨去占卜,问水神祈祷一年的好收成。以上四句描写了柳州峒氓的贫苦生活和迷信风俗,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最后两句抒写心意,表示愿意随俗。“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庄子·逍遥游》里说: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章甫这种礼帽,越国人断发文身,用不着这种礼帽。这里化用这个故事,表示愿意随俗。作者不乐意只在公庭上通过译员来和峒氓接触,而宁愿抛掉中原的士大夫服装,随峒氓的习俗,在身上也刺上花纹,学习他们的样子,与他们亲近。
这首诗用朴素的语言,如实地描写出诗人和柳州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接近的情况。起初虽然感到“异服殊音不可亲”。最后却“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人自己本来不信神,而民间有迷信风俗,但他不肯疏远他们,而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表现出了入乡随俗的思想。对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地方官来讲,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这样,他在柳州刺史任上,施政能够从人民的生活实际出发,为他们兴利除弊,做了不少有利于民的好事,如减轻赋税,引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特别是想方设法赎回许多被典质的贫苦人民的子女,使他们从奴隶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因此作者任柳州刺史虽仅四年便病逝了,却一直深为柳州人民感激和怀念不已。至今柳州还有纪念他的“柳侯祠”。
上片主要追忆项羽的历史事迹,并感叹他的失败。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开句似乎平平,但一句“消磨”顿使历史变得沉甸甸的让人难以拾起。
“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历史在苍茫中走来,词人用寥寥几笔刻画出项羽的英雄形象,并自然地转入他那苍凉的败绩场面中,“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历史大潮浩荡而过,成者王侯败者寇似是人间不变的铁律,但是谁能阻止历史的脚步?
“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本来壮阔的徐州之景,在这里成为了项羽失落地走过历史的见证者。
下片,词人将对历史的感慨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
然而下片仍是从项羽对手刘邦开始,“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刘邦虽在徐州彭城这里战胜了项羽,但同样也逃不掉历史长河的消磨。
“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这些都是历史沧桑的铁证。
“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顾历史之后,词人再将目光投向自身,百年枯骨,人生寄蜉蝣于天地,何必怀往古之忧呢?
“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历史如过眼烟云,个人得失虽然让人惆怅,在这流动的历史大河面前却渺小至极,如此一想,再回首看这荒城、落日、飞鸿,看透人世间不过如此,心中百感交集。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