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间的情事,最凄清感人的,莫过于“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宋李清照《一剪梅》)。人间的千种离情、万般别绪,历来是文人笔下常写常新的不朽命题。清代彭孙遹的这首《柳梢青》词,以惊才绝艳的笔墨,抒写了自己对一位绝代佳人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情韵兼胜,洵为佳作。
“何事沉吟?”劈头自问,警醒有力,猛地攫住了人们的注意力。“小窗”,“斜日”,点明地点,酿造一种静谧清雅的环境氛围。“立遍春阴”,盖指整个春天,极写驻足沉思之久。暮春时节,夕阳下,小窗前,词人独自一人,悄然伫立。入春以来,他日复一日,一直这么凝神地眺望远方。他久久地陷入沉思,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翠袖天寒”,语出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一位孤寂冷艳的佳人形象如在眼前。“青衫人老”,取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语意,一个泪湿青衫的词人自我形象跃然纸上。原来,一个在天边,“日暮倚修竹”;一个在窗前,泣下青衫湿。两地相思,一样伤心。难怪词人“立遍春阴”,沉吟不已!“寒”,固然指天气,但心理上的凄寒似乎更明显;“老”,自然有生理上的表征,但更多的则是精神遭受折磨的外现。
“翠年旧事重寻”,过片飞越时空,将思绪切入翠年前两人相处的往事。翠年了,整整翠年,过眼的情事不知有多少!其中有甜蜜,有酸楚,有苦涩,如今重新寻绎,怎不叫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然而,回望天边,山岳高峻,遮挡了视线,江河深远,阻隔了道路。有情人天各一方,无由重逢,这是何等令人黯然神伤的憾事啊!“翠年”,人生旅途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山高水深”,地理位置上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自打分手以后,一直苦苦地相思,深深地煎熬。远方的佳人一定愁眉不展,黛眉锁成两点,如柳永《雪梅香》词所言“别后愁颜,镇敛眉峰”,而自己,就像梁朝的沈约那样,“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梁书·沈约传》),终年多病而瘦损腰肢。然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词人对而今的憔悴并无悔意。
这首词题为“感事”,当有一段真实的情事铭心,抑或是袭用香草美人的传统手法,发抒心中郁闷。但本事无考,不妨将它作为一首艳词来读。词中,天涯“翠袖”,窗前“青衫”,人相隔,心相连,两地相思,“一样伤心”;一个“两点眉峰”紧蹙,一个“半分腰带”渐宽,同样憔悴到而今。思致幽渺,神味绵远。难得的是利用时空切换,将两处离愁一并表现,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更具感染力。神态的描摹细致入微,心情的刻画淋漓尽致,而总体表现则是纯用赋法不假比兴。谭献谓这首词“不嫌太尽”(《箧中词》),正是激赏词人这种语愈质直而情愈深婉的艺术表现。
这首词写春日闺情,抒写一位女子与相爱之人分别后寂寞、无奈的心情。
上阕写女主人公池上凭栏闲望,用“花映柳条”领起,“雨萧萧”作结,两句都是写景,前句明艳,后句暗淡,寓意着好景不常,美人迟暮。中间“闲向绿萍池上。凭阑干,窥细浪”三句写女主人公的一系列动作,重点落在一“闲”字上,以示她凭栏窥浪,全不觉得赏心悦目,体现其百无聊赖的内心感受。
下阕写女主人公深闺怀远的寂寞。换头二句写她的境遇和感受。“近来音信两疏索”七个字,将相思离情点出,以下的描写无不因这情思引起。音信疏索是心情寂寞的原因。接下来“洞房”“寂寞”以一“空”字修饰,与上片的“闲”字相应,足以体现其无比遗憾的心绪。最后“掩银屏,垂翠箔,度春宵”三句紧承“疏索”“寂寞”,写女主人公掩屏垂帘,苦度春宵。
全词以外显内,用女子的行动来表现了她空虚寂寞,无限惆怅的内心世界。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