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守密州(今山东诸城)。次年八月,他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并由其弟苏辙题名“超然”,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此作。这首豪迈与婉约相兼的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词的上片写登台时所见暮春时节的郊外景色。
这首词为双调,比原来的单调的《望江南》增加了一叠。上片写登台时所见景象,包括三个层次。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登上超然台远眺,春色尚未褪尽,和风习习,吹起柳丝千条细。首先以春柳在春风中的姿态——“风细柳斜斜”,点明当时的季节特征:春意暮而未老。“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这一湾护城河水绕了半座城,满城内皆是春花灿烂。其次,三、四句直说,直说登临远眺,而“半壕春水一城花”,在句中设对,以春水、春花,将眼前图景铺排开来。“烟雨暗千家。”五句是说,迷迷蒙蒙的细雨飘散在城中。
三个层次显示有一个特写镜头导入,再是大场面的铺叙,最后,居高临下,说烟雨笼罩着千家万户。满城风光,尽收眼底。这是上片,写春景。
下片写情,乃触景生情,与上片所写之景,关系紧密。“寒食后,酒醒却咨嗟”,进一步将登临的时间点明。寒食,在清明前二日,相传为纪念介子推,从这一天起,禁火三天;寒食过后,重新点火,称为“新火”。此处点明“寒食后”,一是说,寒食过后,可以另起“新火”,二是说,寒食过后,正是清明节,应当返乡扫墓。但是,此时却欲归而归不得。以上两句,词情荡漾,曲折有致,寄寓了作者对故国、故人不绝如缕的思念之情。“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写作者为摆脱思乡之苦,借煮茶来作为对故国思念之情的自我排遣,既隐含着词人难以解脱的苦闷,又表达出词人解脱苦闷的自我心理调适。
“诗酒趁年华”,进一步申明:必须超然物外,忘却尘世间一切,而抓紧时机,借诗酒以自娱。“年华”,指好时光,与开头所说“春未老”相应合。全词所写,紧紧围绕着“超然”二字,至此,进入了“超然”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便是苏轼在密州时期心境与词境的具体体现。
这首词从“春未老”说起,既是针对时令,谓春风、春柳、春水、春花尚未老去,仍然充满春意,生机勃勃,同时也是针对自己老大无成而发的,所谓春未老而人空老,可见内心是不自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苏轼实际上并不真能超然,这种似是非是的境界,真是苏轼精神世界的真实体现。
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是典型的借景抒情。上片之景,有“以乐景衬哀情”的成分,寄寓作者对有家难回、有志难酬的无奈与怅惘。更重要的是,整首词表达思乡的感情,作者以茶聊以慰藉尤其突出。
诗中诗人将秦军制造的长平之坑与项羽制造的新安之坑这两件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历史事件加以精心的绾合,以涵蓄亭泳、开阖流宕的笔触巧妙地点明秦的暴虐残酷是自取灭亡的根本原因,揭露了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兼并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骇人听闻的深重灾难。全诗构思佳妙、文笔流丽、反思深刻、感叹沉雄。
这首诗的第一部分是前十二句,是回忆长平惨案。诗的头两句如石破天惊,突兀而来。“怪”字,在此是令人惊骇之意。“白骨高于太行雪,血飞迸日汾流紫”两句,则是用夸张的笔法,极力渲染当时的惨状,因而有惊心动魄之效。“锐头竖子”两句,是诗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这两句似乎天外飞来,一反上面惨烈凝重的气氛。诗人似乎从对当时血肉横飞、鬼哭神嚎场面的回想中突然醒悟,以异常轻松的口吻说道:“那白起算得了什么,你们这四十万人为平原君卖命,甘愿找死。”显然是正话反说,孔衍《春秋后语》:“平原君对赵王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白起)为人也,小头而锐,敢断行也。”故诗中以“锐头竖子”呼白起。
以下两句又回到惨烈的气氛中。“乌鸦饱宿鬼车哭”一句是写当时深夜,专啄腐肉的乌鸦食饱尸肉,心满意足地缩头栖息枝头;月明星稀,那传说中专收人魂的九头恶鸟(鬼车)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这是何等阴森恐怖的场景。“至今此地多愁云”一句是写现在。那四十万鬼魂不散,使近两千年后的此地,仍时时笼罩在鬼魂组成的阴云之下。此句承上启下,由历史过渡到现实。接下来的四句,又是一组轻松与凝重的对比。当地农夫们并不以为历史上的大悲剧有值得悲痛之处,而相反,以此为谈资。“即令方朔”两句,照应“此地多愁云”。
第二部分是十三、四句,写新安惨案。诗人忽然宕开笔墨,记述了另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公元前206年,楚霸王项羽将秦将章邯部下的降卒二十余万人在新安(属今河南省)城南全部诛杀。诗人显然认为,这是长平惨案的再现。两事相隔仅仅半个世纪。
第三部分是十五、六句,写了赵国与秦国的灭亡的相似。公元前229年,秦国攻伐赵国,秦国私下买通郭开,让他在赵王面前散布谣言,赵王听信谗言,杀害忠臣,此后仅三个月,秦国大破赵军,赵国灭亡。赵高在秦始皇死后,指鹿为马,专权跋扈,使秦朝迅速灭亡,所以诗人认为,因“赵高出”而使“秦玺”易手。
整首诗运用对比手法揭露了历史事件的惊人相似之处,发人深省。叙事详略得当,详写长平惨案而略写新安惨案,盖二事略类,不必重笔。“郭开卖赵赵高出”句巧妙运用顶针格,写出赵、秦痛史悲恨相续的意味,亦见意匠经营。
这是一首赠人之作。诗中作者对徐干有德行、有才干却过着贫贱生活的状况,表现了极大的同情,且自惭引援不力,爱莫能助,并以朋友的身份对他提出了恳切的希望和慰勉,这发自内心的关切体现了友谊的真挚和深厚。
“惊风飘白日”这一发端突如其来,出人意外,是“陈思极工起调”的著名例句。在作者笔下,太阳落山这一常见景象被描绘得奇突不凡,就仿佛太阳不是自然下落而是忽然给惊风吹落似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纯客观的写景,而是景中包含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即他对时光奄忽、人生短暂的惊叹。用白日西驰的意象来表现光阴易逝在曹植诗中还有几例,如《箜篌引》中的“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名都篇》中的“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但因此诗是用在作品开头,又着一“忽然”加以形容,语气格外急切,感情格外强烈,因而格外精警动人,故被沈德潜称为“高唱’’。
接下来改用舒缓语调写夜空景色:“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新月和繁星交相辉映,美丽,恬静,极富诗情画意。这两句一则与黄昏日落相承接,同时为下文写夜游张本。但作者在写夜景之后并不即刻转入写夜游,而是插入了两句议论:“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以“志士’’和“小人’’对举,写出两种绝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这一议论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营世业”和“亦不闲”正是时光飘忽、人生短促这一客观现实在“志士”和“小人”心中引起的不同反映。通过对乘时立功的“志士”和及时行乐的“小人”的一褒一贬,一方面高度赞扬了有志之士徐干,同时鲜明地体现出作者自己的人生理想,因为“戮力上圈,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正是曹植的毕生追求。这两句与《杂诗》(其六)中“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寓意相同,只是将“媮自闲”翻为“不闲”,便不仅具有讽刺意味,而且自然引出下文的夜游。
“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从议论转入描写。“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春鸠鸣飞栋,流猋激棂轩”四句,以夸张的笔法、工整的对仗、华美的辞采描绘了邺都宫观的巍峨壮丽,并且写得有声有色、动静相映。这一组景物描写充分显示出曹植诗”辞采华茂“及炼字造句的特色。作者着力突出宫阙之盛,自有其用意,是以此反衬下文徐干处境的困窘,正如黄节所说“鸠居殿观,际会风云,喻人才杂出,而干独甘贫贱也”(《曹子建诗注》)。
“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这四句写徐干衣食不周的窘境,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全三国文》无名氏《中论序》说他“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作者不仅对这一处境表示同情,同时对他冀为世用而不得的内心情感也有着深厚的了解,所以接下来说:“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指出徐干所著《中论》等诗文是他慷慨悲愤感情的结晶。是什么原因使得徐干如此“贫贱’’而“有悲心’’呢?作者以卞和献璧的故事为喻,说徐干有才能却得不到重用自己是有过失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便是用“宝”比喻徐干,用“和氏”自比。然而,人们从作者真诚的自责中感受到的只是他爱才、怜才的一片真情,“宝弃”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对这一点,作者自然是清楚的,只是不便明说罢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难言之隐。这两句表面上说徐干要等待知己的援引方才出任,而自己作为他的知己也并非不想加以推荐。言外之意是虽有爱才之心,惜无援才之力。并于反诘的语气中流露出他对当权者不用贤才的不满,也见出他自己的牢骚。作此诗时曹植虽未明显受到压抑,但亦无权柄,甚至无力引荐向他求助的朋友,一向爱护人才的他有此牢骚是可以理解的。
但曹植毕竟是建安时代的诗人,热衷用世的时代精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使他对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念,他坚信贤才必为世用,并以此安慰和鼓励他怀才不遇的朋友。“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这四句采用了营植所擅长的比喻手法,如用“良田”、“膏泽”比喻有才德的人;用“无晚岁”、“多丰年”比喻人才一定能出头,用“玙璠”比喻美德。意思是说有才德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时间愈久则美德也愈显著。这形象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诗句表达了作者对徐干的无比信任和满腔热情。结末“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是说知交的责任在于互相勉励,所以自己赠诗除了敦劝已别无可说。对友人的期待,自己的无能为力,种种复杂的感情,尽在此不言之中。
这首诗熔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层层有序而又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徐干的赞扬、同情、安慰和鼓励。钟嵘《诗品》评曹植诗说,“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于此诗可见一斑。
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这是异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独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这里,岂非天工不足人巧补。或谓山人慧眼,依乎于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选得好,四周的风景更美。作者用一组节奏明快,语势刚劲的排比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的转换,景物各异:春夏之交,草木齐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随着风雨晦明的气候变化,景色瞬息百变,写得情文并茂,很是精美。到此为止,主要写一个“亭”字。
第二段主要写鹤。山人养鹤、为求其乐。“甚驯’,指早放晚归,顺从人意;“善飞”指纵其所如,时而立在田里,时而飞上云天。写得文理清晰,错落有致,“纵其所如”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明状鹤飞,也暗喻隐士之乐。隐士爱鹤,故以鹤名其亭。紧承上文,由亭及鹤,又由鹤回到亭。文理回环,构思巧妙,点题自然,耐人品味。
弟三段主要写一个“乐”字。上文用描述,这一段用议论。“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自问自答,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了论点。接着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加以论证。“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思是鹤在隐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便应声唱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思是鹤在水边高坎上鸣叫,声音洪亮传得又高又远。《诗经》、《易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引用来说明’‘清远闲放”的鹤,可以比着贤人、君子,是无可非议的,具有绝对权威,增加了论证的力量。高洁祥瑞如鹤,虽贵为天子,却爱而不敢好,否则,就会像卫懿公一样,闹个亡国的下场。只有隐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无伤,独得其乐。到此已经证明了论点,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是,作者并未就此而止,又进一步用主客映衬的写法,用“好酒”来陪衬“好鹤”。这并非是节外生枝,繁文累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他为了告诫康王不要酗酒误国,写了《酒浩》。春秋时代的卫武公,为了警戒自己不贪杯,写了《抑戒》这首诗。这些说明贵为帝王,不仅不能好鹤,也不能好酒。但隐逸之士的刘伶、阮籍等,虽酗酒狂放,不仅无害,而且还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纯真,为后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对论之后,又作一个交错给合的结论:“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感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鹤乎!”进一步说明了由于地位不同,为乐迥异。这从另一面歌颂了隐士之乐赛过了君王。这一段是从主到客,由客回到主,从鹤到酒,由酒回到鹤,回环复沓,反复论证,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转动人。
第四段,用放鹤、招鹤之歌,对隐士之乐加以咏叹。既补充了前文写放鹤、招鹤之处的简略,又是对隐士好鹤之乐的教染。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招鹤为名,行招仕之实。“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妆饱。”这是对隐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赞、羡慕的感情,“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表面上是招鹤,实际上却在招仕。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
全文主要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万式与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