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句和第二句,作者在开头一句就用了古代的典故以赞美对方的手艺并略免轻供保薄之嫌。洁净如玉的盘中摆着又白又嫩的葱段儿,首先就给人一种精雅漂亮的印象;“寸断葱芽”令人联想到女性做事之有规矩、有尺度。细切“羊肩”,体现了女主人礼貌待客之道。
第三句和第四句,进餐中带有情义,寄情于伊人之“亲手”,突出了对女主人的尊敬之意。
第五、六句,写当炉喝酒进餐的豪情,体现了词人晚餐的愉快和宾主间的融洽,人物刻画细致,见神态。简体字中将“面”、“麺”并为一“面”字,在表述和传达方面造成许多误会和混淆,实甚不当。此处“素面”因“红炉”而微微泛红(“赪”),越发显得娇媚。此处只是表达了作者吃得高兴的意思。
最后两句写“归路”兴且不浅。从那个“馀”字可以看出,作者所要强调的还不是归路上的狂而是酒宴上的狂;这个“狂”字,暗地里有一种模仿魏晋士人那种不拘礼法的作风之意。从“红炉”的室内走上“踏霜”的“天街”,这里边便有了一种从暖到寒、从醉到醒的感觉,而这种寒冷与清醒的感觉,正好成了刚才晚餐时那种耽溺与任纵之情绪的一个反衬。
词中作者欲为男子制作一幅风俗素描,便借女子的双眼作为观察点,串起所要表达的景象,这叫爱情线索,符合作者那瑰丽温馨的词风要求。
这首诗收入《樊川外集》,题一作“寄远”。杜牧在文宗开成(835-840)年间曾任宣州团练判官,南陵是宣州属县,诗大约就写于任职宣州期间。
题称“南陵道中”,没有点明是陆路还是水程。从诗中描写看,理解为水程似乎切当一些。
前两句分写舟行所见水容天色。“漫悠悠”,见水面的平缓、水流的悠长,也透露出江上的空寂。这景象既显出舟行者的心情比较平静容与,也暗透出他一丝羁旅的孤寂。一、二两句之间,似有一个时间过程。“水面漫悠悠”,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时的景象。过了一会,风变紧了,云彩因为风的吹送变得稀薄而轻盈,天空显得高远,空气中也散发着秋天的凉意。“欲变秋”的“欲”字,正表现出天气变化的动态。从景物描写可以感到,此刻旅人的心境也由原来的相对平静变得有些骚屑不宁,由原来的一丝淡淡的孤寂进而感到有些清冷了。这些描写,都为第三句的“客心孤迥”作了准备。
正当旅人触物兴感、心境孤迥的时候,忽见岸边的江楼上有红袖女子正在凭栏遥望。三、四两句所描绘的这幅图景,色彩鲜明,饶有画意,不妨当作江南水乡风情画来欣赏。在客心孤迥之时,意绪本来有些索寞无聊,流目江上,忽然望见这样一幅美丽的图景,精神为之一爽,羁旅的孤寂在一时间似乎冲淡了不少。这是从“正是”、“谁家”这样开合相应、摇曳生姿的语调中可以感觉出来的。至于这幅图景中的凭楼而望的红袖女子,究竟是怀着闲适的心情览眺江上景色,还是像温庭筠词中所写的那位等待丈夫归来的女子那样,“梳洗罢,独倚望江楼”,在望穿秋水地历数江上归舟呢,江上舟行的旅人并不清楚,自然也无法向读者交待,只能浑涵地书其即目所见。但无论是闲眺还是望归,对旅人都会有所触动而引起各种不同的联想。在这里,“红袖凭江楼”的形象内涵的不确定,恰恰为联想的丰富、诗味的隽永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似乎告诉读者,在一定条件下,艺术形象或图景内涵的多歧,不但不是缺点,相反地还是一种优点,因为它使诗的意境变得更富含蕴、更为浑融而耐人寻味,读者也从这种多方面的寻味联想中得到艺术欣赏上的满足。当然,这种不确定仍然离不开“客心孤迥”这样一个特定的情景,因此尽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联想体味,但总的方向是大体相近的。这正是艺术的丰富与杂乱、含蓄与晦涩的一个重要区别。
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注:开元时期为713年—741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正是在意气风发的少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杜甫因才华早著而受到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赏识,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在杜甫的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安史之乱的唐朝也已从繁荣昌盛转入衰落,他们二人的晚景也十分凄凉。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已郁积的无限沧桑之感。这首诗跨越了几十年的时代沧桑,社会变迁,景物的描写寄寓了诗人对世道衰落的感慨。全诗情韵深厚,内蕴丰富,举重若轻,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年在岐王宅里,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堂前,也曾多次欣赏你的艺术。开头二句虽然是在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情感却很重。“岐王”,唐玄宗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李范,封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崔九”,名涤,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经常出入皇宫,是唐玄宗的宠臣,曾任秘书监。他在同族弟兄辈中排行第九,故称崔九。“岐王宅”、“崔九堂”,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开元鼎盛时期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昔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很寻常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了。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这里蕴含的天上人间之感,需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眼下正是江南暮春的大好风光,没有想到落花时节能巧遇你这位老相识。昔日不再,梦一样的回忆,改变不了眼前的无奈。后两句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沧桑巨变。风景秀丽的江南,在和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真正置身其间,面对的却是满眼凋零的落花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既是即景书事,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寄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定会从中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而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因而,这种写法显得浑成无迹。“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如同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像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全诗即由观胡人吹笛,闻秦地之声,随寓而发眷恋宗国之情,或谓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阙之意。
全诗一二两句点题,叙写感慨的由来,是因为胡人所演奏的笛子曲中,有一半是秦地的曲调,闻国都所在的秦地之声,撩动了忧国之情,从而为下面的叙事抒情作了必要的铺垫。接下四句即写所闻所感。三四两句侧重叙事,“十月”点明时间,“敬亭”点明观胡人吹笛的地点。“吴山晓”是写秋季肃爽,吴地的山丘更为疏朗。经过这两句交代叙写,“观胡人吹笛”一事的情况,读者就了然于心了。五六两句侧重抒情,抒写闻笛的的感受。诗人听了苍凉悲壮的《出塞》古曲,自然会联想起当时北部边境隐伏之患,忧国之心也就油然而生。一个“愁”字,道出了诗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心。然而,自天宝三载遭谗被逐以来至今已近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之中,诗人眼看着国事日非,危机四伏,而自己却没有报国之路,作为被放逐的诗人来说他的心情是极其沉痛的。为此写出了“泪满逐臣缨”悲凉慷慨的诗句。更足以见诗人对国家的一腔忠愤。诗至此叙事抒情已经归结到了诗的主题。这就自然引出结尾两句的点睛之笔,“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言诗人闻笛以后,愁肠百转,起身遥望西入长安的大道,烟尘浩渺,深感国都遥远,融景生情,流露出诗人一片眷恋人主的苦情!“恋主情”三字之前冠以“空怀”二字,写尽了诗人忧愤之深。
全诗先点出“秦声”二字,继而写闻《出塞》曲以后的愁绪,最后归结到西望长安,空怀恋主之情。叙事抒情层次井然,结构完整。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于自然平淡之中又兼有一种苍凉激越的格调。所谓自然平淡,是从全诗的语言特点来说的。这首诗的语言既无夸张又无藻饰,诚是一派肺腑之言,所谓苍凉激越,是指诗句中寄寓的感情异常激烈。但是这种激烈的感情,又几经压抑,因而又有一种苍凉遒劲的况味。应该说这种特点是和诗人忧思之深分不开的。李白的五言诗,在其全集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少。许多人往往只注意诗人的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以及七言绝句,因为那些诗大都表现了诗人奔腾咆哮、豪迈飘逸的风格特点,但对于他的五言古诗论者却不多。其实这也是应该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阮亭《五言诗选凡例》中说:“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居易录》也指出:“唐五言诗,杜甫沉郁,多出变调。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然李诗有古调,有唐调,要须分别观之。”前人的这种观点首先指出了李白继陈子昂“复古”的大旗,一反梁、陈宫掖之风。同时又指出李白的五古,有古调、有唐调,这就是说,李白所提倡的复古并不是一味地走回头路,而是在恢复从《诗经》到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开拓,要求诗应该发自真情,真率自然,不因袭别人,不伪饰造作,创造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格调。由此可见,此诗既有“古调”,又有“唐调”,具有推陈出新的新诗风。
好的艺术品往往具有一种褫魂夺魄的感召力,使观者或读者神游其境,感到逼真。创作与鉴赏同是形象思维,而前者是由真到“画”,后者则由“画”见真。这位盛唐诗僧景云(他兼擅草书)的《画松》诗,就维妙维肖地抒发了艺术欣赏中的诗意感受。作者用简朴的句子,不作写实的介绍,以虚写实,却顿现画中松的精妙之处。
一件优秀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就很新鲜、强烈,令人经久难忘。诗的首句似乎就是写这种第一印象。“画松一似真松树”。面对“画松”,观者立刻为之打动,由“画”见“真”了,这是不寻常的妙品。“一似”二字表达出一种惊奇感,一种会心的喜悦,一种似曾相识的发现。
于是,观画者进入欣赏的第二步,开始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联想,去玩味,去把握那画境。他陷入凝想沉思之中:“且待寻思记得无?”欣赏活动需要全神贯注,要入乎其内才能体味出来。“且待寻思”,说明欣赏活动也有一个渐进过程,一定要反复涵泳,方能猝然相逢。
当画境从他的生活体验中得到一种印证,当观者把握住画的精神与意蕴时,他得到欣赏的最大乐趣:“曾在天台山上见,石桥南畔第三株!”
这几乎又是一声惊呼。说画松似真松,乃至说它就是画的某处某棵松树,似乎很实在。然而未有过“天台访石桥”经历的读者,毕竟不知某松到底是什么样子,似乎又很虚。然而细加玩味,此松之精神俱在。
这是从天台石桥的特定环境暗示出来的。“天台”是东南名山,绮秀而奇险,“石桥”是登攀必经之路。“石桥南畔第三株”的青松,其苍劲遒媚之姿,便在不言之中。由此又间接传达出画松的风格。这就是所谓虚处传神了。
诗言画松之逼真,具体到石桥南畔“第三株”,又似乎过于指实。其实,“天台”、“石桥”在唐诗中几乎作为奇境胜地的同义语被广泛运用,此诗对此未必是实写。或者应该更为确切地说,是实事虚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