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这是一首描写宫廷生活的应制词,此词写的是帝王的歌舞升平生活。
“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首三句点明了时间、地点及时令气候,语句精美、华丽,透着淡淡的秋的气息。上片写景,从黄昏的余霞写到初生的新月,以及卷帘眺望之人。“夜凉”二句当为卷帘之所见,境界空阔,万籁俱寂。星汉灿烂,在这浩瀚的天宇之下,人倍觉孤单,再看四周,楼宇宫殿,层层叠叠,都笼罩在清寒的秋意之中。此处“秋”前著一“锁”字,既点出时序,又有秋意清寒的心理感受。
“瑶阶曙,金盘露,凤髓香和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下片转写清晨景象,描写了盛世太平岁月里宫中歌舞升平的场景。“瑶阶”、“金盘”、“凤髓”及“三千珠翠”烘托宫中帝王生活的奢侈与豪华,同时亦反映了北宋初期封建统治者乐于游畋的一个侧面。其中“瑶阶”三句,极写宫中静谧气氛。煞拍两句写帝王之游,富丽豪华的场面与上片的凄清寂寥形成对照。
此词为应制之作,言辞颇为考究、精致,雍容华丽中不乏清婉。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张乔写的一首7言绝句。诗中写的是日暮时分,诗人在潭水旁所见所想。
第一句,写了竹岛,残阳,翠微三种意象,但笔者认为,这句诗中还暗含了一个意象,那就是溪流,因为有水才有岛,古文言文中称之为汀,洲。而正是因为有水,才会在夕阳余晖照耀下,映照着翠微(青山)“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在水中小岛上长满了竹子,夕阳照耀着溪水与竹林,掩映着旁边的青山。
第二句,写了雪翎,白色羽毛的鹤,而鹤都是栖息在有水的沼泽地,同时本诗写的是潭,而有潭的地方必定有溪,有河流,正好验证了第一句的猜测,另有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有关潭与溪的描绘做作证。还写了潭边的走兽,诸如野兔之类。前两句写了潭边周围的动植物,景色,向我们描绘一幅清净优美的自然美景。写景是为了抒情服务,这是所有古诗中的常见的写作技巧,上两句写的幽静清冷的景色自然也就是为后两句的抒情做铺垫的。
第三,四句,含义是人世间没有与我有关的事,每次来到这里(溪水旁潭水边),享受着这大自然的美景,我就不想回去。最后两句直接抒情,尤其是最后一句既间接抒发了对潭边美景的赞美,也由此产生了一种留恋忘返的心情,同时更能体现作者对世俗生活的厌倦,对隐居山林的向往!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词前小序,交待了写作这首词的缘由。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过访辛弃疾,两人同游江西的铅山鹅湖,陈亮东归的次日,稼轩意殊恋恋,追至鹭鸶林,雪深而止,夜半闻笛,赋《乳燕飞》(《贺新郎》别名)寄意。两人词作往返,稼轩自和凡三篇之多,激越顿挫,抒发了抗金的豪情壮志。刘学箕所处的时代,略晚于稼轩。南北分裂,当道都无抗金对策,有的还主张投降,对此,词人悲愤难平,写下这首步稼轩原韵的词,内容也仿效稼轩,继承和发扬了辛词的爱国传统。
起句“往事何堪说”。辛酸的往事那堪说起,靖康之耻,绍兴年间屈辱的和约,朝廷奸佞当道….“往事”,高度概括了北宋灭亡到作者赋词这一段时间的多少历史变故,多少国恨家仇。正因为不堪说,所以一说起来便心境难平。词人虽也游历过江浙等地,但长期过的却是隐居不仕的生活。“念人生,消磨寒暑,漫营裘葛”,人生在世,徒然张罗衣食,追求温饱,不过是虚度年月而已。这里词人下了“消磨”二字,透露了不甘寂寞的消息。词人年轻时也有过报效祖国的理想,“少日功名频看镜,绿鬓鬅鬙未雪”。那时,他十分担心国仇家耻未报,便蹉跎了岁月,于是对镜频繁,满头乌发油黑,他唯恐年华早逝,未老先衰,致使壮志不酬。可是,由于朝廷“诸公”未能“修饬内治以待外攘“等原因,”渐老矣、愁生华发’,虽然才刚刚跨入渐老的年龄,却因为愁而早生了华发。愁什么呢?国耻家仇何年报?痛伤神、遥望关河月。”“何年报”,何时报.什么时候才能报,不是不报,而是难报此仇,难雪此耻!遥望北国关山河月,不觉令人黯然神伤。刘学箕和南宋爱国词人一样,对北宋的沦灭是痛心疾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