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昭蕴不是画家,但他的这首《浣溪沙》却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苍凉寂寞的秋雨渡头待人图。
词的上片写沙滩上秋雨中的渡头,水边长着紫红色的蓼花鸥迹成行,描绘出渡头的苍凉、寂寞。在这样的环境中,却孤零零地站着一个盛装的佳人。这三句给读者在听觉上的是风雨声,在视觉上的是热色的红蓼花,成行的沙鸥足迹和盛装的佳人,在嗅觉上的是佳人和野花的芳香。但这些并没有使画面热闹起来。秋风、秋雨、红蓼、鸥迹、孤独佳人,使人突出地感觉到的是渡头环境的苍凉和寂寞。第三句“整鬟飘袖野风香”还给读者留下了这佳人站在渡头要干什么的悬念。“整鬟”,在这里不仅有盛装的意思,还包含着“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
过片“不自含嚬深浦里”承上启下。“不自含嚬”的人就是上片“整鬟飘袖”的佳人,这是承上。为什么“不自含嚬”,这是启下,也是词人安排的又一个悬念。紧接着“几回愁煞棹船郎”写佳人心事重重地皱着眉,默默地立在渡头,又不要摆渡、放舟,所以“愁煞”船夫。这里并没有有些注家所讲的要“放船自适”、“临流往返”的意思。“煞”是表示极甚之辞,不过“愁煞”在这里是“为难了”、“难坏了”的意思,愁的分量是很轻很轻的。词的最后一句,拓开一层讲:“燕归帆尽水茫茫。”说在佳人默望中,燕子归去了,江上的征帆过尽了,剩下的只有茫茫江水。至此,方点明了怀人的主题,暗示了佳人的痴情和痛苦,也解开了上文一个又一个的悬念,结束了全词。最后一句,从表面上看来,燕归、帆尽、水茫茫,都是写景,而深含着的至真至切的怀人之情,却紧扣读者的心扉,一切都在“不自”中。这样以一个饶有余味的画面结尾,既合水乡秋景,又关人物心情,景情俱佳。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占春”三句。此言梅花乃是东风第一枝,独占众花之先,迎春而放。所以词人观赏画中墨梅,感到犹如身处在寒风刺骨,莽莽飞雪的旷野上。以视觉转化为感觉,是修辞中的通感手法,词人运用自如,不愧为“空际转身”的大家。“数点”两句。“酥”,喻花之润泽,光滑感。文同诗“新枝放花如点酥”可证之。“钿”,本为黄金制的钿花饰品,这里喻墨梅之形态。此言画中墨梅,枝头有数朵盛放,而树下已是落英缤纷,像是被清晨的春风吹落的。“独曳”句,化用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诗句意。“广平”,汉时郡名,东汉吴汉封为广平侯。在今河北省内。“独曳”两句言墨梅一枝斜展,其风韵,被广平君所极力推崇、赞赏。“记五湖”两句,回忆。此言词人看着眼前的墨梅,就又激发起他对一段往事的回忆:当年他月下旅游途经太湖之时,掀篷观赏沿岸景色,也曾在一个临水之处,见到过那里有一株梅枝在朦胧的月光照映下,显示出它如画般的风景。这两句也是点词调意也。上片赞墨梅。
“何逊”三句,追忆旧事。“何逊”,南朝梁诗人,曾为广陵(扬州)王记室,其诗多为酬赠及纪行之作,较长于写景及炼字,杜甫诗歌在艺术形式上曾受其影响。此处词人是以何逊自喻也。此言自己正在睡梦中追忆旧事,却被“胡调”声扰乱清梦而惊醒过来。词人忧国之心,由此可见一斑。“若把”三句。言如果把这幅墨梅图搬进祭祀功臣的凌烟阁中,将能使阁中满室生香,更加令人难忘。此既是称赞墨梅图之妙笔,也是企图唤醒大家,必须记住功臣们抵御外敌的英雄业绩,谨守国土。“相将”两句。从眼前的墨梅图,联想到在梅雨时节采摘梅子与盐调拌,就可取来作宴席上的美味调料了。“相将”,这里可解释为“如果取来”意。“想雁空”两句,再赋墨梅风骨。言图中墨梅如果处在彤云密布中的北地严冬晚天中,它也将会傲霜斗雪,淡然处之。结尾又暗示着在北方沦陷区的人民,他们也将会用梅花精神来激励自己,与敌人抗衡到底的。下片重在写墨梅的风骨,并示以不忘与外族抵抗的决心。
全词既是咏本调“暗香疏影”,也是咏词题中“赋墨梅”,可说是内容紧扣词调与词题,梦窗不愧为填词好手。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