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花间词词风秾艳，辞藻华丽，多为闺阁香艳之词。张泌现存的九首《浣溪沙》亦多写深闺绣闱，怜香惜玉，散发着脂粉气，但这首《浣溪沙》却别富情调，生动活泼。

　　这首词写一募小小喜剧，鲁迅在一篇杂文中曾戏谓为“唐朝（应为“五代”）的钉梢”。封建时代男女防闲甚严，而在车马杂沓，上女如云，男女界限有所混淆的游春场合，就难免有一见钟情式的恋爱、即兴的追求、一厢情愿苦恼发生，难免有“钉梢”一类风流韵事的出现，作为对封建禁锢的积极或消极的反应。

　　首句直入情节：在游春人众归去的时候。从郊外进城的道路上一辆华丽的香.车迤俪而行，一个骑马的翩翩少年尾随其后。显然，这还只足一种单方面毫无把握的追求。也许那香车再拐儿个弯儿，彼此就要永远分手。只留下一片空虚和失望——要是没有后来那阵好风的话，“东风”之来是偶然的。而成功往往不可忽略这种偶然的机缘。当那少年正苦于彼此隔着一层难以逾越的帷幕时、这风恰巧像是有意为他揭开了那青色的绣帘。虽是“斜揭”，揭开不多，却也够意思了：他终于得以着见他早想见到的帘后的那人。果然是一双美丽的“娇眼”，而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慢回娇眼笑盈盈”。这样眼风，虽则是“慢回”，却已表明她在帘后也窥探多时。这嫣然一笑。是下意识的勾引，是对“钉梢”不动声色的响应，两情相逢，生这场即兴的迫求势必要继续下去了。

　　这盈盈一笑本是一个“消息”，使那少年搔首踟蹰，心醉神迷，但没有得到语言上可靠的印证，心中小踏实，故仍觉“消息未通”。而进城之后，更不能肆无忌惮。“消息未通何计是”的问句，就写少年的心理活动，颇能传焦急与思索之神。情急生智——“便须佯醉且随行”。醉是假的，紧随不舍才是真的。这套“误随车“的把戏，许能掩人耳目，但瞒不过车中那人。于是：“依稀闻道太狂生！”

　　香车驶入长安了，正当男的左右为难，要不要继续跟踪下去之时，东风来帮忙，它掀起马车的布帘，里面露出了少女的容颜，女主角正在笑嘻嘻地看着他呢，原来流水也有情，男主角燃起了希望，但少女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没有交谈，男主角无法明确，只好继续跟着马车行走。可是在城里面，这样明目张胆地跟踪女性车驾太嚣张了。爱情是智慧的催化剂，灵机一动，男主角假装喝醉了，跌跌撞撞地跟着马车行走。这种小算盘可逃不过少女的心思，少男模糊地听到少女在车里笑骂：这个男的啊，太轻狂了。剧情到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则是丰富的想象。少女对少男的心意怎样，是佯怒实喜呢，还是其他？两人之间会不会演出红拂夜奔或待月西厢的剧情呢，则更让人期待了。这突来的一骂富有生活的情趣。鲁迅说：“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语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二心集·唐朝的钉梢》）这里的一骂虽然不一定会马上引起扳谈，但它是那盈盈一笑的继续，是打情骂俏的骂，是“大有希望”的“消息”。将词意推进了一步。

　　词到此为止，前后片分两步写来，每次都写了男女双边的活动。在郊外，一个放胆追逐，一个则秋波暗送；入城来，一个佯醉随行，一个则佯骂轻狂。前后表现的不同根据在于环境的改变。作者揭示出男女双方内心与表面的不一致甚至矛后。戮穿了这一套由特定社会生活导演的恋爱的“把戏”。自然产生出浓郁的喜剧效果。此词不涉比兴，亦不务为含蓄，只用白描抒写，它开篇便入情节。结尾只到闻骂为止，结构紧凑、简洁。所写情事，逼肖生活。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前两联写烈土的品德和才干，正因为烈士的德才兼备，他的逝去也就更使人感到痛惜；后两联写出刘道一烈士牺牲后的斗争形势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全诗哀挽死者，激励生者，慷慨悲歌，沉雄豪壮。

　　首联“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孙中山首先想到的是刘道一生前发动武装起义的三楚地区。孙中山说，湖南湖北一带地区，在中国东南半壁江山占很重要的地位。它地形险要，开展革命活动极有战略意义。但由于刘郎一死，使宏伟的革命计划落空了。开头两句诗既见一位革命家对革命事业高瞻远瞩的襟怀，又充满着对死难者无限惋惜、哀悼之情。一个“雄”字，一个“空”字，一开一阖，一扬一抑，含蕴着丰富的思想感情，字字句句铿然作金石声。

　　颔联紧承首二句，伸足自己的深悲剧痛：“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刘道一遗留下来的革命重担是十分艰巨的，有哪一个能像他一样慷慨激昂地抛头颅、洒热血呢！孙中山先生极口称赞刘道一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叹这种热血男儿的难得，同时也就倾泻出对死者极其沉痛的悼念。

　　颈联“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诗人描绘了一幅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景象：边地战马在秋风中嘶鸣，塞上烽火熊熊燃烧，外国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伺机入侵；而国内满清政权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政治腐败不堪，人民流离，哀鸿遍野。此时此际多么需要革命志土奋起救亡图存，而恰在此时，刘道一同志与他的同志永别了，令人怆然涕下。笔墨酣畅饱满，情思悠悠不尽。

　　尾联从眼前的沉痛一笔宕开，描绘一幅革命胜利的前景：“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刘道一同志，安息吧！有朝一日，同志们将推翻满清，直捣黄龙，把酒洒在大江之上祭奠你的英灵！

　　该诗多处用典取事，但都自具特色而耐人品味，令人激赏。孙中山就于诗中妙手巧借典籍史事化为己用，遂能以少许语言表达深广意蕴。其用典取事有三大优点：一是熨贴精当，饶有情韵。如“三楚”“哀鸿”等，字里行间蕴藉着丰富的潜台词，体现了“篇中有余味”“句中有余意”和“神余言外”的高超要求，却都恰切、新鲜，于全诗的整体意境中显得圆润而条贯。二是避直就曲，富于造型。如“神州落日”“痛饮黄龙酒”等，都是意象生动、形态鲜明的用典佳例。以“黄龙”一典而言，由于岳飞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此典一用，立即在人们面前再现出一队队威武雄壮、纪律严明、所向披靡、百姓拥戴的将士形象，令人眼明心亮，豪气顿生。三是大胆反泼，妙化新意。古人诗词中“临江酾酒”本是常事，但那只是一般地浇酒祭江，藉以倾发其抑郁情怀，往往带有消沉的色彩。而孙中山却以“横揽江流”这矫健豪雄的气概英姿，一反“临江酾酒”旧典的迟暮之气，并进而一扫古往众多吊亡诗词哀悯凄戚的感伤色彩，做到了在借典用事上能“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总之，此诗于沉雄，悲壮中焕发出激越、磅礴、浩瀚、高兀的阳刚美。

　　这首诗是诗人客居闽地时而作，当时唐朝已亡，旨在行发对唐王朝的怀念之情。开笔处写出了一个春残红飞，夜雨刚晴的景象，再加上诗人他乡为客，提于旅馆之中，于是使诗人忆起阔别久远的帝京——长安。一提起长安，自然使诗人想起被昭宗信任，作翰林学士时的得意情形，又自然的想到为朱全忠排挤，使他落魄异乡。这难言的种种味道，一时涌上心头。“忆咸京”三字，成为全篇枢纽，领起以下三联。

　　颔联承接“忆咸京”三字，首先抒写对皇都美好春光的回忆：“树头蜂抱花须落，池面鱼吹柳絮行。”仰望绿暗红稀的树梢，蜜蜂抱着花须随花飞落；俯观柳絮飘坠的池水，鱼儿吞吐着像是吹着柳絮游玩。飞花、落絮本是残春景物，而蜜蜂鱼儿却平添了无穷兴趣与几分生机，故没有半点伤春伤别的落寞，更不见晚唐衰飒的诗风。因为诗人是带着曾经沐浴皇恩的深情在回忆这皇都的风物。正由于此，在诗人笔下，即使是摇落的秋天，这长安的晨昏与草木也总带着几分温暖与芳菲。

　　五、六句“禅伏诗魔归净地，酒冲愁阵出奇兵”，具体写诗人客居馆舍中的寂寞。诗人心中有无限的悲苦，说不尽的怨恨，客中无聊，只好用诗来抒写自己的心境，用诗来表达悲愤的情怀。然而，几番的思考终未写成。诗人只好以“禅伏诗魔归净域”来为自己解嘲，这恰恰表现了诗人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有这样的心绪必不能写出诗来。诗未写成，悲忧郁愤越积越深，真如同一重重愁阵一样，横亘胸中。只好用酒来冲荡这重重愁阵。然而，“借酒浇愁愁更愁”，酒，只能使人得到一时的陶醉，醒来之后，将是更大的悲伤。这更大的悲伤便使诗人产生了信心和希望：“两梁免被尘埃污，拂拭朝餐待眼明”。诗人这时清醒地认识到：诗也好，酒也好，都不能解心中的烦闷。于是他幸起往日在朝时的官帽，悟出了一条真理，他要好好的保存这顶珍贵的朝帽，千万不能让它被尘埃污染。言外之意是决不作异姓之臣，宁肯终生潦倒，也不改变自己的气节。想到这他不愁了，他不悲了，他轻轻地擦拭着朝替，他心中暗暗地表示：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直等到大唐复兴，戴上朝帽，穿上朝服来参与朝政。闻一多说：作者“深知唐王朝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而自己又无所作为，故所作之诗多缅怀往事，情调悲凉。”这首诗没有直抒悲凉之思，但他深深眷顾的往日温馨，实已成为今日悲凉的衬托。

　　全诗感情起伏动荡，由悲忧到镇定，从中看出诗人的气节。全诗由“旅舍”、“残春”总起，三、四句承“残春”，五、六句承“旅舍”，七、八句收束来照应全篇，结构严谨，脉络清楚。

　　这是一首咏物诗，也是一首宫怨诗。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德容兼备，初时颇得宠幸，便成帝后来移情于另一淫而妒的妃子赵飞燕，班婕妤被迫离开皇帝，自请迁往长信宫，与太后同住，在那里度过了寂寞而凄凉的岁月。班婕妤的遭遇在宫廷妇女当中具有代表性，因而成为历代诗人反复歌咏的一个题材。但本诗的构思却非同凡响。诗人不是泛泛地歌咏其事，而是抓住长信宫中草这一小小的景物，即小见大，即物见人，在这一习见的题材上翻出令人难忘的新意。

　　“委翠似知节，含芳如有情”深秋季节，当班婕妤在长信宫庭院中漫步之时，她看见本来的满园青草如今都已色衰翠减，一片枯黄。这些草儿仿佛知晓节令一般，当秋风渐紧、严霜频降临之时，便收敛了它的翠色。但阵风吹过，枯草丛中飘来阵阵余香，似乎这些微小的生物，并不甘心自己的青春的消陨，还希望有情之人来亲近自己的芳泽。这两句运用了拟人手法，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一种移情之笔。小草“知节”而“委翠”，与班婕妤见成帝宠爱赵飞燕而自请迁长信宫以避祸，不是很相似吗？小草虽然枯萎，却依然“含芳如有情”，与班婕妤的气质高洁，和她虽备受冷落，却不忘对成帝的一片旧情，不是颇为相似吗？当人们咏读这些诗句，对小草致以深切同情的时候，便自然而然会对导致小草凋零的恶劣气候产生憎恶之感。严霜、寒风扼杀了小草的生机，而帝王的喜新厌旧，使班婕妤这类宫廷女子的青春与生命过早凋零，不也像风霜一般的残酷逼人吗？不过，小草随“委翠”却仍“有情”，因为宫廷中的女子，除了期待皇帝的眷顾，别无出路；从诗人来说，则是遵循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

　　正因为“有情”，因此班婕妤对成帝虽心怀怨尤，却依然没有绝望。据 《汉书.外戚传》，班婕妤在长信宫曾作赋自悼，中有“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只因不忘旧情，因此每日俯瞰殿前石阶，祈盼看到成帝履迹。本诗的后二句，应当是从这里化生出来的：履迹日日如此稀少，以致于中庭的草儿蔓延滋长，简直要向石阶延伸过来了。这无声的生长着的小草，正是含有无限哀怨的班婕妤的象征。在这里，诗人不着一个怨字，而巧妙地给无感情的小草赋予感情，使女主人公的满腔愁怨，表现得更为深婉，从而也更能令读者为之低回感叹、黯然神伤。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经谈到过比喻之多边。以这首小诗而论：前二句以草比喻女子气质之高洁以及命运之不幸；后二句则隐以草比女子无尽之愁思。虽同为长信宫中之草，但前后寓意所指不同，这就使得这首短短的小诗，亦包含了相当丰富且耐人寻味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