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唐教坊曲名。本名《鹊踏枝》。晏殊词改今名。调名取梁简文帝萧纲诗句“翻阶蛱蝶恋花情”中的三字。双调,六十字,十句,上下片各五句四仄韵。又名《黄金缕》、《凤栖梧》、《一箩金》、《鱼水同欢》、《细雨吹池沼》、《明月生南浦》、《卷珠帘》、《江如练》等。
起首一句塑造出一位幽怨缱绻的闺中女子形象。她手执洁白的纨扇,无语凝思,怅然怀想。她也许是思念远方的情人,也许是伤惋青春的易逝。此处暗用李白《折荷有赠》之“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的意境。“捻”意为用手指轻轻搓转,表现执扇时怅然无绪的情态,极为传神。“初”、“生”二字,前后关联,暗示因节序变换,令闺中人顿生新的怅望之情。
空闺独守,本已寂寞难耐,偏又有“隔叶莺声”,撩人意绪。“似学秦娥唱”句把莺声比似学秦娥之唱。扬雄《方言》:“娥,好也。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此言年轻貌美的女子,其歌声之美可知。以莺声之欢快,反衬人心之怅恨,命意与着笔确有含蓄蕴藉之妙。莺啼婉啭,是实处着笔;闺中索寞,则是虚处命意,运实于虚,终无一字点破。
“午睡醒来”二句,深化闺中女郎百无聊赖的孤寂情状。她午睡醒后,好一会儿还娇困无力,那铺床上的双纹翠席,尤如平展着清凉的细浪。这两句点明睡醒,而由翠簟联想起寒浪,又引出了下片的出户看花。
下片转写户外优美的自然场景:夏雨初霁,徐徐的和风吹拂着新涨的碧水,那水中荷花,带着晶莹的雨珠,亭亭玉立,摇曳生姿。“碧涨”,是由上片的“寒浪”引出,“寒浪”是虚喻,“碧涨”是实写,前虚而后实,意脉不断,运意十分灵活。
“脉脉”二句,更是传神入化之笔。作者赋予雨后荷花以人的风韵和感情,它含情脉脉,泪珠脸,有情有思。这个比喻中的荷花已跳出物象,“红相向”三字,似写朵朵红荷,曳相映,实写荷花带雨,向人脉脉欲语;人带泪珠,对之黯然神伤。是花是人,迷离莫辨,已达到物与人交融、浑然合一的境地。
结拍二句,时间由午后过渡到夜晚,写新月初上的景象。作者于依托明月遥寄相思的传统作法上,又自出新意,别开境界。“绿云”明指夜空浮云,暗喻女郎乌发。“新月”傍云而上,尤如女郎愁眉,蹙于乌发之下。新月弯弯,犹似愁眉。作者运用双关的委婉手法,既借月夜之景,抒写怀人之情;又避开对形象作直露的绘形勾貌,而是以新月状人之愁眉,通过景物的暗示性和象征性,使情与境谐,气氛浓重。
此词情景相生而又契合无间,设喻新巧而又隽永传神,具有独特的意境,充分体现了小晏词“词情婉丽”、“曲折深婉”的特色。
兰花没有牡丹、海棠的妖冶富丽,也没有寒梅、霜菊的傲峭冷艳。它清秀雅洁,芳香馥郁,如淑女婷婷,似君子彬彬,别有一种幽淡孤清的风韵。历来富贵者爱牡丹,隐逸者爱菊梅,而清雅孤高、弱而不阿的文士就偏爱幽兰了。
崔涂这首诗通过咏写兰的贞芳幽独,寄托自己孤高而又哀伤的抑郁情怀,在咏兰诗中是偏于感伤的一类。诗篇兴寄鲜明,旨在抒情,所以诗人对兰不作描绘,而是集中笔墨,诉说兰花自持芬芳却遭风雨侵凌又被弃如路草的悲惨命运,以自伤不遇。诗篇写得质实、深婉,恰如一株飘零的幽兰,质而芳,柔而韧,顾盼自哀,低回不已。
诗人代兰自诉,娓娓说道。开篇先自剖高洁:“幽植众能知,芬芳只暗持。”幽兰常常生于山野、谷畔,但不因清寒而不开,不因无人而不芳。这两句写兰的芳质,又突出了兰幽植孤生,芬芳不被人识的客观处境。宋刘克庄咏兰诗中写它“深林不语抱幽贞,赖有微风递远馨”,意与此相近。但“幽植”二句除自剖之外,还暗责世俗不识芳洁,一笔两开,诗意半含半露,奠定了全篇顾盼、低回的韵调。
“自无君子佩”承首句,“未是国香衰”承次句。兰被推为“花草四雅”之首,有“花中君子”的美称,又因其幽香浓郁,有国香之誉。我国古人常以佩兰表示芳洁,屈赋中有“纫秋兰以为佩”的诗句,唐太宗李世民有《芳兰》诗:“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与此相关,古来也把贤人遭弃比作芳兰无人采折。屈原内美而好修,却反遭斥逐,他慨叹“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为统治者所不容的李白也发出“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古风·秋兰》)的悲慨。秉性耿介,后被罢相的张九龄也咏兰为寄:“幽林芳意在,非是为人论。”(《悲秋兰》)“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遇》)。这些诗或发抒不平,或自赏孤花,但都掩盖不住遭受冷遇的孤寂。而崔涂这两句,从主体客体两面着笔:兰花芳节香质不稍减,可君子却置之不顾。这是期待后的失望,内省后的自伤,更充满无可奈何的感伤情调。
“白露霑长早,青春每到迟。”因生于山林,寒露早至,使之先期零落;春光晚顾,又晚得佳期。这一迟一早,写出境遇之惨凄,显出芳魂玉质难得久持的无限悲苦,作吞吐哽咽之声。
诗篇已三层递进,愈转愈悲,但诗人仍情不能已。由于以上种种遭遇,兰对自己的生存意义产生了疑虑:“不知当路草,芳馥欲何为?”芳质高格,无人赏识,被弃掷路侧,形同荒草,那么自己独抱贞节,自开自芳,又有何用?步步退逼,终归于凄绝,把不遇之情,推至顶点。至此诗篇的抒情形象完成了。我们好象看到了一株生于草野当风离披的芳兰,又似看到了一个落拓不偶,抑郁难伸的贤士。
此诗运用传统的芳草美人的比兴手法。由于作者对兰的禀赋特征体察入微,自己的思想情调又与之相契,物性与人情,各自昭然,又妙合如一。诗中所言皆为兰,又无一不是作者的自道。王士祯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这正可用以评价此篇。
作为借物抒情的作品,它体物幽微表现细腻。诗情如一根不绝的丝缕,柔细绵长,欲断又续。既写出幽兰几遭侵凌,生机欲断,却期待不已、春心不死的柔韧之质;又表现了作者虽郁塞难伸,却执着人生追求不舍的深挚沉郁、无限凄苦之情,哀婉幽怨缠绵不尽。
此诗表现细腻,感情深微,诗境却并不狭小,诗的内涵十分丰富,有很高的典型意义。这不能不归之于作者对诗意的提炼和表达的灵活、准确。诗篇不仅咏物抒情相融相映,一笔两到,在具体表达中,用笔又始终是一语双关,言己言他,叹恨如一。使人一面感到幽兰的悲诉、哀凄,一面又感到世人的冷漠、霜露之无情,在鲜明的对比中,揭露了现实的严酷,使人不禁想起李商隐《咏蝉》的名句:“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在哀伤的感情中,又含有几分冷峻。这样,诗篇在自叹自伤之外,深刻地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这首取材平常的咏物诗表现了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这首诗从眼前之春意阑珊联想到万里春尽、鸿雁北归、友人旅程渺远、故乡富饶、慈母望归等一系列内容,以送归为构思线索、以惜别为核心,内容是很清楚的,做到了含蓄而不隐晦,尽谢点染而又情思萧然。
首联描写了万里大地春已去,雁也北归,而友人却要南去的景象。似乎与春暖北上的大雁不相和谐,但它写出了辽阔的高空景观,场面雄伟,是写空中。
颔联是地上,水波辽阔的汉江连着天,这种景象给人带来物大人小的感觉,人处水上,有漂泊不定之意,故说“孤”客。全诗写得流畅,毫无生硬感。想象丰富,行笔自然,语气舒缓,用字考究。除了写景之外,一些字的力度颇大,感情也极其鲜明,如“尽”是春去夏来,“稀”是雁阵北飞,“广”是辽远阔大。
颈联写了稻田的笔直,菰米收获,通过运用景物描写,渲染了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
尾联运用了老莱衣的典故,表达诗人希望友人孝敬父母。
综观全诗,既未明言送别之事,又无送别场景的刻意描绘,更无送别诗中所常见的诸如思念、忧伤、凄凉等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出现。然而,诗人在送别时的复杂心绪——理解、担忧、伤感、劝勉等还是隐伏予作品之中,只要细心寻绎,便不难发现它。最后两句,“悬知倚门望,遥识老莱衣”,一写诗人,一写友人,活脱脱地反映出二人形象。
这首词写作者晚年以诗、酒花为乐事的闲淡生活,用语浅自而意味悠远,流露出一种闲旷的情调。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起首两句写出词人终日醉饮花前的生活。深杯酒满见得饮兴之酣畅,小圃花开点出居处之雅致。无一字及人,而人的精神风貌已隐然可见。这正是借物写人之法的妙用。“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抒情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出现了。三个“自”隔字重叠,着力突出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神态,自然地带出“无拘无碍”一句。
整个上片洋溢着轻松自适的情致,行文亦畅达流转,宛若一曲悦耳的牧歌。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既敞露心怀,又避免给人以浅显平直之感。
至下片文情陡变,两个对句表达了作者对世事人生的认识,所谓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几场短暂春梦杂沓无序的联缀,无论怎样的奇士贤才都终究不免归于黄泉。这是历尽沧桑,饱经忧患之后的感喟,无疑含有消极的虚无意识。此词写作时代大致正忠良屈死而奸佞当道之时,“黄泉”(“红尘”)句也隐含着深深的悲愤之情。
这时,朱敦儒那种壮怀远抱已被消蚀殆尽了,字里行间仍存苦怀,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他自以为看破了红尘,不复希冀有所作为,把一切都交付给那变幻莫测的命运去主宰,自己“不须计较与安排”,只要“领取而今现在”,求得片时欢乐也就心满意足了。
末句不啻是对上片所描述的闲逸自得生活之底蕴的概括和揭示。这句在结构上也是有力的收束。上片写景叙事,下片议论感叹,有情景相生、借景达情之妙。
这是一首清新淡雅,韵味天成的小词,语意俱佳。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