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诗所表达的情绪与景物看,此诗应该作于安史之乱以后,贬低遍地烽火一片狼籍,不象是此前所作,没有那样的景遇。但是,安史之乱以后,李白已经到了江南,在江西九江一带。李白的子女却阻隔在曲阜那一带,因为当时李白的田地在那里。
所以,很难断定此诗的创作时间,难道又是李白梦游?帝图终冥没:难道指安禄山的失败?那李白叹息的是唐玄宗引起的巨乱?没有早听他的预言?
诗题为《山中夜坐》,山中景色。已属清幽,加之时当夜晚,蒲团静坐,气氛更为恬静淡泊,定下了诗的基调。
开头两句写山中景色。悠悠,状天地的寥廓,景象开阔深远。献,奉献,这里将草木拟人化,即在浩瀚的宇宙中,草木都有了知觉,竞相呈现各种奇形怪状的姿态。这句隐喻宋亡后世态翻覆,种种怪事不堪入目。
后两句承“奇怪”而来,由写景转而写心境。在草木争奇斗怪的热闹场合中插入“蒲团”,本来是不协调的。加之是“投老”,坐一辈子,直到生命终结,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惋。但面对社会现实而富于正义感的诗人,既不能力挽狂澜,又不甘心依附元朝,除终老蒲团外别无他途。“自在”而冠以“大”,似乎诗人对这种归隐生活,是十分喜爱和赞赏的。
据李有《古杭杂记》记载,文及翁及第后,与同科进士游览西湖,即席赋《贺新郎》一首。词中说:“余生自负澄清志。”又说:“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可见文及翁本来是一个胸有大志、一心图谋恢复的有为之士,从他对林处士的讥诮,也可看出他对那些自命风雅、不问国事的所谓“高人隐士”是如何深恶痛绝了。这样一位血性男儿,要在寂静的山林里孤坐蒲团以了残生,这里头当蕴含多少难言的隐痛。平和的外表下深藏着的,是亡国的哀痛和愤激,外表越是恬淡和闲适,内心的痛苦也就越是深切和沉重。应该说,这种“自在”的归隐生活,是作为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对现实的抗争。
南宋末年的词人刘辰翁有一首《柳梢青》词,其中写道:“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在清冷的山中夜晚,青灯独坐,念念不能忘情的,仍然是旧君故国,前朝父老。文及翁和刘辰翁的身世和心境,完全相通。
登览怀古之作,往往以历史的变迁寄寓对国事的感慨,借古讽今,以雄深跌宕为胜。对于知己的唱和之作,往往是心语的倾诉,以诚挚深切为高。要将这两种意思打和成一片,就需要糅合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兼有雄深与温婉。这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妙境,而本词显然达到了这一境界。此词分以下几个方面下笔:建康的地理形势、眼前的败落景象,并用东晋名相谢安的遭遇自喻,表达词人缺乏知音同志之士的苦闷,最后用长江风浪险恶,暗指南宋的危局。
开头三句,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主题,抒发内心感情基调。然后再围绕主题,一层一曲地舒展开来。“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是说词人登上高楼,触景生情,引起无限感慨。“闲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极多。“闲愁”,是作者故作轻松之笔,其实是作者关心国事但身不在要位始终不能伸抗金之志的深深忧愁。
四、五两句,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把“吊古伤今”落到实处。“虎踞龙蟠何处是”?问话中透出今不比昔的悲凉。据《金陵图经》记载:“石头城在建康府上元县西五里。诸葛亮谓吴大帝曰:‘秣陵地形,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正因为如此,建康曾经成为六朝的国都。但在辛弃疾看来,此时却徒留空名,和一片败亡的气息。这里暗中,谴责南宋朝廷不利用建康的有利地形抗击金兵、收复中原饱含感情的问答异常生动地勾画出词人大声疾呼、痛苦欲绝、气愤填膺的形象。“千亡满目”,“千亡”是偏义词,侧重于“亡”字。
“柳外斜阳”五句,是建康眼前的景象,把“千亡满目”落到实处,渲染一种国势渐衰悲凉凄楚的气氛: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映入词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忧国的感叹。同时词人独选此景,也正是意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构思而言,上片三个层次,采用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笔法,衔接极为严密。而各个层次,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强化主题。
上片十句侧重于吊古伤今。下片十句则侧重于表现词人志不得神、无法实现抗金国收河山壮志的愁苦,及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下片亦分三个层次,前五句为一个层次,是曲笔。次三句为一个层次,是直抒胸臆。最后两句为一个层次,是比喻。各层次的笔法虽不相同,但能相辅相成,浑然符契。
“却忆安石风流”五句,用谢安(安石)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等典故。前三句写谢安早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渔弋山水”、“言咏属文”,风流倜傥逍遥洒脱。作者借此表达自己本也可隐居安逸但忧国之心使其尽小国事,以至“泪落哀筝曲”。晋孝武帝司马曜执政,谢安出任宰相,后来受谗被疏远。
“泪落哀筝曲”,是写谢安被疏远后,孝武帝有次设宴款待大将桓伊,谢安在座。桓伊擅长弹筝,谢安为孝武帝弹一曲《怨诗》,借以表白谢安对皇帝的忠心,和忠而见疑的委屈,声节慷慨,谢安深受感动,泪下沾襟。孝武帝亦颇有愧色。词人在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曲折隐晦地表达未见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怀。“儿辈”两句,写谢安出任宰相未被疏前,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领兵八万,在淝水大败前秦苻坚九十万大军的事。当捷报传到健康,谢安正在和别人下棋。谢安了无喜色,仍下棋如故。别人问谢安战况时,谢安才漫不经心的答道:“小儿辈遂已破贼。”这段历史,本来说明谢安主持国事,沉着与矜持。可是,辛弃疾改变了它的原意,把词意变成:建立功名的事,让给小儿辈干吧,我只须整天下棋消磨岁月!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着词人壮志未酬、虚度年华的愁苦,同时也给予议和派以极大的讽刺。
辛弃疾为词气魄不亚于东坡,但这里却屡用喻指,语含讥讽,可见长期的压抑使之极度愤懑,而面对现实除了无奈更别无他法。
“宝镜”三句,笔锋又双从历史转到现实,词人用寻觅不到“宝镜”、夜幕降临、无人劝酒,暗喻壮志忠心不为人知、知音难觅的苦闷。“宝镜”,唐李濬《松窗杂录》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得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宝镜落水,后遂不能再得。这里借用此典,意在说明自己的报国忠心保国之才无人鉴察。刘熙载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艺概·词曲概》)的确,“宝镜”三句,感情基调虽然悲愤沉郁,但词句却含蓄蕴藉,优美动人。
最后两句,境界幽远,寓意颇深。它写词人眺望江面,看到狂风怒号,便预感到风势将会愈来愈大,可能明朝长江卷起的巨浪,会把岸上的房屋推翻。这两句不仅写出江上波涛的险恶,也暗示对时局险恶的忧虑。
“吊古”之作,大都抒发感慨或鸣不平。辛弃疾写得尤其成功,感人至深。《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即说明辛词此类作品的豪放风格。
起句“人生只合梁园住”,是模仿唐人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的故作奇语。接着,以“几个白头父”的闲谈和回忆,来支持这一结论。这其实就同唐诗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样,表面上是抚今追昔,实质上却充满了年光飞逝的沧桑之感。
上片出现了“白脂坡”的地名,这原是唐代长安城中的一处所在。作者移入“夷门”,正是为了影射出此地在北宋时期作为全国都城的事实。同样,“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曲中强调“他家五辈风流”,这“风流”无疑是属于宋代汴京的全盛时期。换句话说:“白头父”们是在演说和追念前朝,他们虽不是遗民,但父祖辈对于故国的爱国情感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这在元代是忌讳的,所以曲中的“快活煞”三字,只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
白头父谈话的主题是“说宣和”,而且着眼于其时的“锦片繁华”。作为具有典型性的例证表现,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观灯。北宋汴京的元宵灯市,是天下闻名的,其时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金吾不禁,连大内前的御街,也任由百姓和行人来往观赏。“辇路”、“马行街”、“州桥”、“相国寺”……“白头父”们如数家珍,表现出强烈的缅怀和神往。“宣和”是“靖康”前的年号,也就是宋徽宗在禅位做太上皇前的最后几年,下距北宋的灭亡已近在咫尺。老父们对他荒政失国的过失未予责备,却津津乐道他在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人生只合梁园住”的一则论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汉族百姓的民族情绪。“锦片繁华”在作者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诗人“夷门怀古”的用意与心情,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