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发问，初看好像问得没有道理。词人的家园在北京，任何一条大路都能通向北京，无需问得。要知道在词人心目中，因为爱妻已死，今日的家园，已非昔日的家园。也就是说，要回到昔日的家园，已无路可通。由于心中忧伤，眼前所见的青山绿水，也都染上了一片愁容，变成了残山剩水。这时凄冷的春天已过，到了初夏割麦的时节。
下片谓去年这时节开的花，在古诗词中，“花”有时专指牡丹，想必又将把新萌放，因而想起词人过去与妻子在花前月下所过的恩爱时光，但这一切已不堪回首。最后二句以议论作结，谓今年的东风，纵使能像去年的东风一样地吹，今年的花能像去年的花一样地开，而心爱的妻子再不能死而复生，过去的恩爱岁月不可能再有了。
全词写词人与妻子的再一次分别，词人在“残山剩水”的旅途之上，生发出了痛苦的相思之情。全词用的全是平淡语，结句似也无甚新意，但全都凸显词人心境的悲凉。
杜甫曾自称少小脱略，结交老苍。这时能陪李邕游历下亭，真是快意当前，不能无诗。
全诗十二句。诗前四句游历下亭及其原因。李邕前辈驻东济南，杜甫得以共泛清河同游历下亭。这段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骨一联，极切合情景，亭既古老，人多名士。此诗原注称“时邑人塞处士在坐竹“。济南自汉以来，有伏生传尚书予张生、欧阳生等，皆是名儒。之后，各朝代都有才人。所以这联为人所喜爱，至今仍在历下亭悬挂，为游人观赏。次四句写亭中宴饮，周围云山美景，助发雅兴，眼前玉琨歌会，对酒为乐，歌声清扬，举觞劝客。更有修竹笼翠，亭中不觉暑热，亭外虽空有碧波交流，但也助人兴。良辰美景中，长少才俊咸集共饮，真是赏心乐事。此四句全以虚字当腰，极显抑扬之能事，为本段的特色。最后四句写宴游历下亭之感想，此亭深蕴自然真趣，令人恣情留恋，日落席散又该如何，可感可叹啊！大家都为外物役使，身不由己，不知何时能再与李邕前辈共游同乐。则系抒情，寓无限之留恋，伤重游之无期。系叹息人生之别易见难。但更有深于此者，则矗贵贱俱物役骨，无贵无贱，皆为物役，受外物之支配束缚，不得自由自在、这当是老庄思想在诗里的流露。
全诗辞真意切，情感深挚，其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二句为时人后人赏誉，悬挂亭中，至今流传。
金亡之后，词人重游故都，触景生情，咏词寄怀。
上片追忆金朝往昔盛况。“日射云间”二句意谓昔日在阳光照耀下的皇宫生长着五色神芝，宫殿鸳鸯碧瓦，红墙参差，一片昌盛景象。“西山”句，回忆曾将“西山晴雪”写入新诗的旧事，借眼前之景写怀念旧君之情。
下片转写现实。“焦土”二句，写蒙古军烧杀掠抢，社稷倾覆，故都化为焦土，而花枝树木不知人事之悲，依然年复一年自开自落，物是人非，愈感悲痛。最后以亡国入隋的江令自喻，自己已沦为异国臣民，在亡国后又独自重游故都，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全篇采用今昔对比的手法，写世事变迁，寓黍离之悲，是血泪和流的国难实录，语极痛切，情极感人。
李白在《金陵新亭》中，怀想东晋王导的爱国壮语，无限感慨，不禁对王导的英雄气概，表示由衷的赞美。作品首二句“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说明金陵的豪士们在新亭游览胜地聚会。中四句“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颧情。四坐楚囚山，不忧社稷倾”，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历史上的具体事实。周颛眼看新亭风景没有变化而社会动乱，山河易色，山从中来，大为哀叹。参加饮宴的人都像被拘禁的楚囚那样，忧伤流泪，只有王导激愤地说：“我们应当共同努力建功立业，光复神州，怎么能如楚囚一般相对哭泣!”这些爱国壮语，李白并未写入诗中，却在末二句融合成真诚颂扬的话：“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大诗人不轻易给人以高度赞语，这两句人物总评，是很有分量的。
诗的主线和核心是歌颂爱国志士王导，构成历史事件矛盾的焦点，是爱国思想和消极山观情绪的斗争。诗歌如果按照历史事件原型，全盘托出，那就成为平板叙述，缺乏艺术光彩。李白选取了周顗绝望哀鸣，众人相对哭泣这一典型场景，微妙地熔铸成为四行具有形象性的诗句：“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颉情。四坐楚囚山，不忧社稷倾。”篇末把王导的爱国壮语“当共勤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耶”，曲折地化用成高度赞美爱国志士的诗句“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可以看出李白在诗歌取材典型化上的功力。
这首怀古诗在感情的抒发方面，不是平铺直叙的，如果直白自述，则易陷入板滞。作品感情显现的不同节奏是：首联淡淡引出，次联接触矛盾，三联矛盾有深化，末联解决矛盾。达到审美高潮。可以看出李白在诗歌内在思维布局上的功力。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