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首四句,即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自己亲历的事实,控诉了隋炀帝发动战争和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隋炀帝在大业八、九、十三年曾三次东征高句丽,仅大业八年一次,就分十二路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战死者不下三十万。接着,就以“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来说明这种灾难简直是接二连三。“龙舟”,隋炀帝南下江都时特制的一种大船,据《通鉴·隋纪》载,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上有正殿、内殿、朝堂及许多其他房屋。儿子被征去打仗饿死途中的余痛未消,自己又被征来拉纤,这已经够痛苦了,更痛苦的是也被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方今”以下四句,即具体叙述自己所处的困境:当今普天下的收成都不好,路上的口粮简直没有一点点(“些小”),这一去路程有三千里,路遥无粮性命怎能保,恐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方今天下饥”一句,似轻实重,看似在解释“路粮无些小”的原因,实则已将普天之下民不聊生的境况概括反映了出来。看来,不仅是歌者陷入了“路粮无些小”,“此身安可保”的困境,大多数纤夫、普天下的百姓,怕也都要为无粮而丧命了。
“寒骨”以下四句,是歌者想像自己死后的情景:我的尸骨将被抛撒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日晒;游荡异乡的孤魂,将在烟雾荒草间哭泣。家中的妻子,将因悲伤而哭坏身体;父母双亲将因盼我归去而望穿双眼。这是何等凄惨的画面。这虽是歌者设想死后的情景,但却是十分真实的。无论远征军士也罢,无论远行民夫也好,该有多少人暴死荒郊,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兄长饿死青山、全家悲痛欲绝的情景,他都是亲历了的。因此,对自己死后的情景也就描绘逼真。
“安得”第四句,是诉说自己惟一的希望。歌者已自料必死,且尸陈异乡,因此,他只希望能有个义气男儿,将他这无人认领的尸体焚烧,把他的骸骨运回乡里,把他的亡灵引渡回家。这歌者竟不作活着归来之想,而把能将骨骸运回作为惟一的希望,其情也可哀,其境也可知。这是他对“义男儿”的希望,同时也是对逼迫他陷入死亡境地的统治者的控诉。若无隋炀帝的重赋繁役,他何以必死。把人逼到将尸骨运回便算幸运,这是一个何等黑暗残暴的社会。
这是一首直接表达人民悲痛和愤恨的民歌。它全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控诉了隋炀帝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质朴凝重,情感真切动人。
这篇散文可分为五大段。第一、二两段写古人立学,培养人才,人才出而天下治;第三段写三代以后千余年来废学所造成的恶果;第四段写宜黄县立学的始末及其积极性;第五段则赞美县令李详兴学和为政的功绩,并对宜黄县学寄予希望。文章议论恣肆,层次分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文中夹叙夹议,典重博厚,叙述有原有委,议论深刻透辟,堪称是曾巩文章的代表作。
在这篇千字文中。作者以“纡徐简奥”的笔墨阐述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意义,同时又以简练的史笔记叙了家乡宜黄县县学的建立始末,表达了作者崇学重教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兴办学校历来是推行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古代的圣人们不断摸索、总结,乃至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学校教学的进行。这些制度与方法,都记载在儒家的六经中。如文章第一句所说的“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记载于《礼记·学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中的“祭祀、乡射、养老之礼”,曾巩对此非常熟悉,所以在论及兴学的重要性和古代学制时,能有源有委,条畅而详备,将古代从下到上学校的设制、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及具体措施,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文章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文章开篇不提宜家黄县学校的筹建、选址以及规模和外观。而是别处落笔,先写学习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恳切。抓注学习“使人人学其性”和“皆可尽于中”这个论点,逐步开始阐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并注意指出每一个方面的学习都有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诗经》和《尚书》,可以明白待人接物的礼节和进退上下的种种规矩。接着阐述立学的最终目的,使社会上的人都“学其性”,而不单是防止他们出现邪恶放纵的行为。再者,从培养可以担当天下大事的人才来说,是为了“养其身”,使人们能够懂得天地间事物的变化,懂得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原因,懂得在施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措施应如何增减损益、废置或施行,以及如何善始善终。于是,立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这是作者对此最好、最准确的总结。
开头四句借鲁侯保有凫绎两山起兴,称美庐山。当时刘义庆以江州刺史都督南兖州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义庆招揽文士,作者称其为辞宗,意思中不无知遇之感。这里说“美凫绎”,不过是借凫绎起兴,作者称美的是庐山。“徒收”二句说鲁侯虽有凫绎二山,其地又人才众多。但却不是仙人所居。言外之意是庐山才是可记可咏的羽人之宅。而从“曾非羽人宅”之‘‘非”字,不难看到诗人追慕羽人的思想倾向。
接着“罗景”四句是叙事,始写登香炉峰。“罗景”句是说山中云雾时起,常把日影遮住。“沾光”句点题面“从登’’二字。“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踪’’二句用列子御风而行的典故,夸张地写出了作者一行脚步的迅捷,简直大有飘飘欲仙之态。从“穷”字可见他们的游兴之浓。
“含啸对雾岑”以下八句是全诗中的写景部分,诗人精细地描绘了庐山的奇险景物。若隐若现的雾中峰峦,激起了诗人的奇情妙趣。“含啸”借以抒发诗人飘飘然有凌云之志的思想情绪。“延萝”句的“倚”字很形象地描绘了树木贴山生长的景象。“青冥”二句分写树和石。目力极远之处是一片青蒙蒙的境界,而远树若烟,融入一片青冥之中。这原是一幅淡而远的图画,但用一个“摇”字,将静境化为动境。下句描写巨石的峥嵘气象。山石高插云天,故称“负天石”。重岩叠巘,若远跨而来,故曰“穹跨”。同上句一样,诗人以独特的审美眼光,把静态的山石写成似有生命,从而充分表现出庐山峰峦的奔腾气势。“霜崖”二句分写石崖和深涧。霜崖不一定指崖上有霜,不妨可解为石壁光秃无土,灰白如霜。闻人倓释“旋渊”句说:“水在山之巅则高,故云抱星汉。”湍急的旋流倒映着云天河汉,而“抱”字,出人意表地写出了水天合一之景。可见鲍照诗研炼之工。‘‘乳窦”句更多地表现出想象成分。岩洞中倒挂的石钟乳,千奇百怪,不知其所以来,常令人遐想无穷。诗人想象它们与碧海相通。以上八句,诗人以瑰丽夸张的诗笔,描绘了庐山的雾岑、延萝、青冥、巨石、霜崖、金涧、旋渊、乳窦,勾勒出庐山的奇险风光。
从“谷馆驾鸿人”至结尾,主要表现诗人对于神仙的向往。“谷馆”二句说,幽谷之中和峰岩之上,栖居着驾鸿往来、饮丹修炼的仙人。“殊物”句紧承上,“驾鸿人”和“咀丹客”,便是“珍怪”的一部分。“奇心”句亦指仙人。他们的踪迹虽潜隐不见,但魂魄却能绵延万古而不死。这里,明显表现出诗人艳羡神仙。接下“萧瑟”二句荡开笔墨,抒写诗人在大自然面前微妙复杂的心理变化。刚才曾激起诗人退想、并为其精心描绘的庐山奇景,定然给诗人一种且哀且惊的感受。“哀听”和“惊觌”,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写出诗人的哀伤。作者始登香炉峰时,“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迹”,真是兴致勃勃。最终却“萧瑟生哀听,参差远惊觌。”乐景成哀,似乎无端生出许多伤感。诗人心理突然变化的原因就在于诗人感叹不能名隐仙籍。在诗人意识中,庐山亘古如斯,驾鸿人和咀丹客在此长遁精魄,然而我却不能跻身羽人之列,与庐山共存,这是无可奈何的大恨事。这一叹恨袭上心头,睹景皆生哀情。结尾二句,从遐想和悲哀中返跌回从游香炉峰的现实。作者自谦没有汉代辞人的才能,而作此诗。这里用汉代辞人日夕献赋之事,在文义上正与开头“辞宗”遥相呼应。
钟嵘《诗品》评鲍照诗“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和“贵尚巧似”。这首诗在写景方面的特点,正如钟嵘所说,善于精细地描绘景物形状,显得具体逼真。如“罗景蔼云扃”、“延萝倚峰壁”、“青冥摇烟树”、“旋渊抱星汉”一类诗句,无不真切地刻划出景物的形状,显示出鲍照描写景物的独特才能。
鲍照才气旺健,故遣词造句每出新意,且骨力遒劲。这首诗给读者的突出印象是刚健新奇,丝毫没有平熟软媚之态。像“青冥摇烟树之“摇”字,“旋渊抱星汉”之“抱”字,“参差远惊觌’’之“远”字,用字生异,句法独造。陆时雍说:“鲍照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诗镜总论》)丁福保说:“鲍照于去陈言之法尤严,只一熟字不用。又其真境,沈响惊奇,无平缓实弱钝懈之笔,杜、韩常师其句格,如‘霞石触峰起’、 ‘穹跨负天石’,句法峭秀,杜公所拟也。”(《八代诗菁华绿笺注》)这些评语,很适合《从登香炉峰》诗的特色。
鲍照写景诗虽以雄健、峭秀取胜,但往往失之厚涩,缺少自然之美。此篇也有这种缺点。如“穹跨负天石”一句虽说峭拔,但总觉雕琢过甚。他如“霜崖灭土膏,金涧测泉脉”,“高世伏音华,绵古遁精魄”等句,用字既异,又兼对偶,便显得既涩又厚。沈德潜《古诗源》评鲍照:“五言古雕琢与谢灵运相似,自然处不及。”指出了鲍照写景诗不及大谢之处。
此诗状物精细,骨力雄健,句法峭拔。以布局而言,入题、叙事,状物、抒情等部分层次清晰,文义吻合无间。但终因受山水诗发展的时代影响,显得雕琢有余而少自然之致,幽深涩厚而乏跌宕风韵。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