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诗描摹北地寒冷之状。北方的天空如此阴寒晦暗，连其他三方都被映带成了神秘的紫色，给人以威压之感。天气奇寒，千里黄河冰封成一大块，万斤重的车辆也可以在上面往来奔驰，水下的鱼龙恐怕都被冻死了。三尺厚的树皮皲裂开来，它也抵挡不住严寒。浓厚的雾气将天空遮蔽得结结实实，似乎连刀也插不进去。草木上凝结的冰花，硕大如铜钱一般。海水中也有不少的冰块，在汹涌的波涛中碰撞激荡，发出清脆的声响。山间的瀑布冻成了白虹，无声地悬挂在高空。诗中虽多夸饰想象之词，但亦当有所亲历感受，或是北上潞州后所作。所谓“死”等字眼，只是用来形容奇寒之状，未必与国事或诗人自己的处境与心情有关。

　　首句“一方黑照三方紫”总写北中天色阴沉的感觉。天下分东、南、西、北四方，而北中这一方昏暗的天色竟将其余三方的天空映成了紫色。诗人用一个“黑”字即点明寒冬之意，提纲挈领，为全诗奠定隆冬酷寒的基调。余下七句为分写，除第三句外，诗人都选取了与水有关的事物，以水遇冷凝结成雾、霜、冰来突出北中的寒冷。天寒地冻，黄河冰封，三尺厚的树木表皮都被冻裂了，河水冻成结实的冰面能通过装着百斤重石头的车，落在枯草上的霜花大小如铜钱一般，迷雾浓重得刀砍不入；海面上漂浮着巨大的冰块，瀑布哗哗的流水停止了且冻结成一条玉带悬在山间。

　　迷雾飞霜、冰冻的河水、浮冰的海面、冻结的瀑布，天地间充斥着凛冽的寒气，没有一字直言“寒”却让人顿生寒意。细细读来，其中许多处描写超乎常理却别出心裁。如“黄河冰合鱼龙死”中一个“死”字便将冬天河水结冰，群鱼沉于冰下，冰面悄无声息的那种死寂刻画得入木三分，“死”描写的不是鱼龙死去，而是指寒冬的静寂；又如“挥刀不入迷漾天”一句则以极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北中雾气弥漫的情景。

　　谋篇布局，在散乱中见经营，是这首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全诗没有情节贯穿，甚至也没有时间流，全由片断的景色联结而成。然而诗人也有意匠经营。在全诗写景中，首句提纲挈领。以下各句，虽说没有明显的逻辑联系，然而除“三尺木皮断文理”外，都是写天地间水文变幻所构成的种种不同奇观，而这正是严寒统治的世界的特点。这些景观次第是冰封的黄河及河上的行车、钱大的霜花、浓厚的雾幔、浮冰充斥的海洋、冻结了的飞瀑等等，既真实，又揉合了诗人奇异的想象，从而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奇异的冰雪世界。那里天是黑的、地是亮的，宛如一座神秘的水晶王国，人会感到寒冷，更会感到超出寒冷百倍的惊讶和愉快。

　　遣词设喻，于无理处得奇趣，是此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果读者拘泥于常识，自然常识和语法常识，那么就会对《北中寒》的诗句逐一加以“订正”：黄河冰合时，应是鱼龙潜底。说“鱼龙死”，没有道理。《汉书》谓“胡貉之地，阴积之处，木皮三寸”，不是“三尺”；是“百石重车”，不是“强车”；是“上河冰”，不是“上河水”；迷露可说挥刀难破，不是“不入”。然而所有这些无论从事理上还是措辞上对常规的违逆，都包含着独创的匠心，都是出奇制胜。“鱼龙死”意味着河水全体冻结，注重表现异乎寻常的严寒，无理而有趣。“百石强车上河水”的“水”即是“冰”，但用“水”字则取得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效果。“抽刀断水水更流”虽更近乎常理，而“挥刀不入迷濛天”则别有神奇之感，可见那北国之雾特别的稠密。虹本有七彩，而“玉虹”的铸辞，更强调冻瀑的透明，而透明中亦能折射出不同的色光，给读者十分奇异的语感。

　　洪适的《渔家傲引》，共有词十二首。词前有骈文“致语”，词后有“破子”、“遣队”。十二首词分咏渔家一年十二个月的生活情景，从“正月东风初解冻”起，至“腊月行舟冰凿罅”止，词体与《渔家傲》无异。

　　首句“子月水寒风又烈”，是在描写“子月”（即农历十一月）的特定环境下，渔家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情趣。词的上片，写渔人顶烈风，涉寒水，捕鱼落空。“水寒风又烈”，是“子月”的气候特征。但这里并非泛写气侯，而是下文诸多内容的张本，渔人的劳动、生活、思想，皆与这种特定气侯相关联。尽管水寒风烈，渔人仍须下水捕鱼，可叹的是“巨鱼漏网”，圉圉而去，渔家生活，便无着落，连暂时缓解窘迫生活的希望也成为“虚设”了。“圉圉”一句，写巨鱼的逃跑，形象逼真。“圉圉”，困而未舒貌，语出《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管理池沼的小吏）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丙穴”，本来是地名，在今陕西略阳县东南，其地有鱼穴。左思《蜀都赋》有“嘉鱼出于丙穴”句。这里是借指巨鱼所生活的深渊，活用典故，如同己出。“从”，“任从”的意思，任从那巨鱼摇头摆尾地回到深渊。一个“从”字，把渔人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表现淋漓尽致。上片结句进一步写渔人的心理活动：“谋自拙”是对“巨鱼漏网”的反省，自认谋拙、晦气，至于别人怎样说，那就由他去吧！渔人毕竟是旷达的。

　　在这片中，作者对渔人所流露的感情，是同情和怜悯的。词的下片，变换了笔调，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描写渔人的生活。“昨夜”、“今宵”两句，是全词仅有的一组对句，描绘了渔人少有的闲适生活图景。“醉眠”、“独钓”是写渔人自己的有代表性的生活内容以少见多，以少总多：“昨夜”、“今宵”和“西浦月”、“南溪雪”，是通过时间与场景的迅速变换来表现渔人生活的旷放无拘。“妻子一船衣百结”则转写渔人全家的经济生活状况。此句字字用力，既有其具体性，又有其概括力，“衣百结”三字尤其着力，渔家的窘迫困顿，种种艰辛，都浓缩在这三字之中。如此一家，偎依在“子月”的寒水烈风之中，不言而喻，在这种形象画面里，凝聚着作者的同情。这也是当时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结句则再转一笔，写渔人家庭生活中“贫也乐”的精神，虽穷困但团聚，自有其天伦之乐，而没有、也不知有人世间的那种离别之苦。“不知”一句，脱鞲而出，由对渔人一家生活的描写，猛宕一笔，转向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揭示，且藏辞锋于婉转之中：明明是慨叹“人世多离别”，却又加“不知”二字，其实这里渔人的“不知”，正是作者所“深知”，唯其深知，才能这样由此及彼，不失时机，予以指斥，慨乎言之。这种结尾，如豹尾回顾，相当有力。

　　这首词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把渔人写成了劳动者，写成了真渔人。以前此类词中出现的渔人形象，主要是杂有政治色彩的隐士，他们或是“蓑笠不收船不系”的懒散，或是“一壶清酒一竿风”（均见《敦煌曲子词》）的安逸，或是坐在钓船而“梦疑身在三山岛”（周紫芝《渔家傲》）的幻想。他们“不是从前为钓者”，而是政治失意之后才“卷却诗书上钓船”（均见《敦煌曲子词》）别寻出路的，总之是“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五代李珣《渔父》）。洪适这首词笔下的渔人却是“为鱼”的，他靠撒网为生，不同于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的隐士。他也有“醉眠”的时候，但那酒，是“长把鱼钱寻酒瓮”（见“正月东风初解冻”首），是自己劳动换来的。在这首词中，“西浦月”、“南溪雪”两句，点缀意境是很美的，再加上“醉眠”与“独钓”，似乎渔人也有点儿隐士风度了，但是词的下句便是“妻子一船衣百结”，直写其全家经济生活的艰辛，这是最能表现渔人处境的一笔，也正是以前词人笔下的“渔人”形象所独缺的。至于“西浦月”、“南溪雪”，那是大自然的美，是造物主赋予全人类的，而渔人在烈风寒水中能够享受的，也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儿。

　　上片写游春行踪，即景生情。开头三句写室内景起兴。 “画堂’、“银蒜”、“珠幕”，表明为富贵人家的富丽堂皇的内部环境，住上好是好，就是叫人发腻，自然联想到游春。接着三句写第一个景象：雨后天晴正养花。雨洗碧罗天，溶溶养花天，好一个“天”的世界。第七、八、九句写第二个景象：风回芳草皱银塘。暖风回芳草，暖风皱银塘，好就好在“风”之力。第十、十一、十二句写第三个景象：杏靥匀酥花吐绣。百花满园林，红绿大排列。杏好花好春更好。第十三句写第一个物象：乳燕捎蝶过繁枝。一“捎”一“过”，十分灵巧可爱。第十四句写第二个物象：一线炉香逐游丝。一“线”一“逐”，异常生动有趣。最后三句写第三个物象：斜阳景含人情味。一“立”一“来”，自然形象逼真。东坡俨然以摄影师蒙太奇手法，将三景象、三物象剪辑、组合、叠印成一幅“明媚春光”长卷，让人爽心悦目，向上一路。

　　下片写游春娱乐，借题发论。开头二句写男欢女乐：携佳丽，人芳菲，幽情默默。第三、四句写弹拨胡琴：轻拢慢燃伶俐，琴韵悠扬。第五、六、七句写起舞《霓裳》：约罗裙，趣檀板，舞姿惊雁。第八、九、十句写动人歌声：颦眉醉霞横脸，歌声嘹亮。第十一、十二、十三句写乐兴高涨：落花飞，玉蟾低，意欲再娱。最后七句针对上片下片游春观景物，与娱乐，借题发论。悠悠往事，时光易逝；浮幻人生，如人道境；醉生梦死，及时行乐。东坡俨然以戏剧家导演手法，将一个“入芳菲”境、三个歌舞场面和一个未尽意情景排列在一起，成为多幕性戏剧一幕幕推向观众，让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

　　全词以铺叙的手法写了情景，先景后情；写了时间，先昼后晚；写了歌舞，交错呈现。有头有尾，结构完整。由昼永——斜阳——晚来。玉蟾低，突出地写了度过一个漫长而无忧虑、极其痛快的美好时光，渲染了青春易逝、及时行乐的消沉感。这是与东坡此时此地外任处境和心境分不开的。

　　这封书信开头尽述“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可见作者在谪居中遭遇的种种不幸。然而在随后的叙述中，苏轼乐观豁达的性情渐渐显露，虽异乡谪居、生活清苦，连遭痛失亲人的打击，但他仍然自得其乐，入道观养炼，与山水为伴，与友人同乐，时时“掀髯一笑”，其安之若素的豪情令人肃然起敬。全文行语亲切自然，内容琐碎平凡，而琐碎之中显示了作者超凡的洒脱和博大的胸襟。

　　信中以亲切省净的口语去写家常琐事，尤其是中间一段，作者向对方倾谈黄州的山水、与居民的友谊、当地的物产、饮馔等等，写得从容自然，津津有味，娓娓动听，可见其心态的从容和安然。特别是写他如何对付没有收入的穷日子一段，苏轼到黄州后面临三大问题：贬谪余悸、贫病交加、家门破败。他曾在《谢量移汝州表》中追述初到黄州时的心态：“ 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照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又在《答李端叔》中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但前两者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二十多口人每天必须要吃饭。

　　万般无奈之下，苏轼灵机一动，启动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把每月开支限定于四千五百钱，每天一百五十文钱；又怕超支，使用时控制不住，于是把钱挂到房梁上，每天取下一百五十文后就又把叉子藏起来，即使想取也毫无办法了；剩下的节余则另贮入竹简，作为招待宾客之用。一个平日旷达而潇洒的大诗人，竟拮据到如此地步，让人扼腕而叹，但即使这样还是有难以维持的时候，他只好求人：“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与章子厚书》）若不是弟弟子由经常救济，苏轼的家恐怕早就揭不开锅了。而作者把这种穷对付的生活居然写得如此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心胸的豁达和性格的开朗。就像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形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那样，一个如光风霁月般的伟大人格形象，矗立在人们眼前。

　　秦观是苏轼的门生，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苏轼政治上的同道，一生因苏轼牵连四处颠沛，刚值盛年就死于流放之中。面对这位在政治上亦遭坎坷且又非常关心自己的门人，苏轼把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得安定又有乐趣，这固然反映了作者坦荡的襟怀和履险如夷的开朗性格，但如《送沈逵赴广南》和《别黄州》等另外反映黄州贬居生活的写实诗篇，就可以看到这封信中将实情是大打折扣了。在给这位门生的信中，苏轼宽慰多于自诉，对对方的关心也多于自身感慨的抒发，从中又可看到苏轼对友谊、对后辈的尊重和关怀。所以这封信无论是对研究苏轼的生平、思想，还是给人们在困窘之中如何去对待生活、对待友谊以启示，都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