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入题，点明杭州的黑暗政治现状。残酷压迫人民的钱大王，虽然死去千年，但他的幽灵还在杭州游荡；而效忠吴国的伍子胥，却落得葬身鱼腹，尸骨不可寻的悲惨结局。这两句诗寄托史事，影射现实， “仍如在”是点睛之笔，强调指出国民政府在杭州的暴虐统治。含蓄而尖锐地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当今的“钱王”治下当顺民，还是步伍子胥后尘。这是从政治上暗示郁达夫，不要对浙江的国民政府当局抱任何幻想。
颔联从杭州的风光景色来说。“平楚日和”和“小山香满”，借对杭州幽美风景的描写，象征一种安乐、闲适的生活境界。 “憎”于“平楚日和”的“健翮”，“蔽”于“小山香满”的“高岑”，意思是说，翱翔云天，搏击风雨的雄鹰，厌恶风和日暖、平林漠漠的小天地；革命者如果陶醉在花香四溢的小山里，那就会遮蔽自己的政治视野，而不明革命的大理。鲁迅1928年去杭州时说：“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事隔几年，他把这一观感融进了诗句中。语重心长，严肃地提醒郁达夫：不要迷恋这样的生活环境；又热忱地鼓励郁达夫：要像“高岑”，要学“健翮”，做一个有抱负的革命者。
颈联又从杭州的名胜古迹来说。西湖畔，抗金名将岳飞，生前遭奸臣陷害，壮志未酬，死后留下一座坟坛，冷冷落落；孤山上，避世隐居的林逋，留下了梅林鹤冢，寂寞凄凉。这两句诗借两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暗示郁达夫，纵然你有爱国之心，然而国民政府当局推行的是卖国政策，你也无所作为；退一步说，若是像林逋那样结庐自守，种梅养鹤，也只是孤寂无聊地度过一生，岂是出路，对郁达夫进行又一次恳切的劝告。
尾联从正面引导。既然杭州不是久留之地，那么又该到哪里去，鲁迅明确指出：“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足”字联结社会生活和文艺创作，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作家和社会关系：“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给作家提供充足的“行吟”的题材；也只有“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才足以供作家“行吟”。鲁迅希望郁达夫到辽阔广大的地方去，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写出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篇末点题，为郁达夫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为虏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锴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金陵为宋兵占领，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四十五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三年之后，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四十二岁。此词便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南唐开国已有四十年历史，幅员辽阔。
南唐自先主李昪于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计三十八年，称四十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三十五州，方圆三千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大国。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这三句是说，宫殿高大雄伟，可与天际相接，宫苑内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罩在烟雾里的女萝。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呢？
宫中危楼高阁，栖凤盘龙，上迫云霄；御园内遍布名花奇树、草木葳蕤，烟聚萝缠，一派豪华浓艳的景象。据宋人笔记中载，南唐宫中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栱、阶砌等都作隔筩，密插杂花，可见其豪奢。所以此词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得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结拍：“几曾识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屈为臣虏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这两句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得使皮革腰带常常移孔，而“潘鬓”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潘岳一样，年纪不到四十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忧能伤人，亡国之痛，臣虏之辱，使得这个本来工愁善感的国君身心俱敝。李煜被俘之后，日夕以眼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虏到汴京后的辛酸写照。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后三句是说，最使我记得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宫中的乐工还吹奏起别离的歌曲，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娥们垂泪而已。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于是只能挥泪而别。
此词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到亡国，极盛转而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曾”“一旦”二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作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系之。此词回顾事国时的繁华逸乐：那四十年来的家国基业；三千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曾识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臣虏的原因。记叙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尤为沉痛惨怛。其事虽见载于《东坡志林》但出自后主之手，更觉凄惨苦涩，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
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
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