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四句借鲁侯保有凫绎两山起兴，称美庐山。当时刘义庆以江州刺史都督南兖州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义庆招揽文士，作者称其为辞宗，意思中不无知遇之感。这里说“美凫绎”，不过是借凫绎起兴，作者称美的是庐山。“徒收”二句说鲁侯虽有凫绎二山，其地又人才众多。但却不是仙人所居。言外之意是庐山才是可记可咏的羽人之宅。而从“曾非羽人宅”之‘‘非”字，不难看到诗人追慕羽人的思想倾向。
接着“罗景”四句是叙事，始写登香炉峰。“罗景”句是说山中云雾时起，常把日影遮住。“沾光”句点题面“从登’’二字。“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踪’’二句用列子御风而行的典故，夸张地写出了作者一行脚步的迅捷，简直大有飘飘欲仙之态。从“穷”字可见他们的游兴之浓。
“含啸对雾岑”以下八句是全诗中的写景部分，诗人精细地描绘了庐山的奇险景物。若隐若现的雾中峰峦，激起了诗人的奇情妙趣。“含啸”借以抒发诗人飘飘然有凌云之志的思想情绪。“延萝”句的“倚”字很形象地描绘了树木贴山生长的景象。“青冥”二句分写树和石。目力极远之处是一片青蒙蒙的境界，而远树若烟，融入一片青冥之中。这原是一幅淡而远的图画，但用一个“摇”字，将静境化为动境。下句描写巨石的峥嵘气象。山石高插云天，故称“负天石”。重岩叠巘，若远跨而来，故曰“穹跨”。同上句一样，诗人以独特的审美眼光，把静态的山石写成似有生命，从而充分表现出庐山峰峦的奔腾气势。“霜崖”二句分写石崖和深涧。霜崖不一定指崖上有霜，不妨可解为石壁光秃无土，灰白如霜。闻人倓释“旋渊”句说：“水在山之巅则高，故云抱星汉。”湍急的旋流倒映着云天河汉，而“抱”字，出人意表地写出了水天合一之景。可见鲍照诗研炼之工。‘‘乳窦”句更多地表现出想象成分。岩洞中倒挂的石钟乳，千奇百怪，不知其所以来，常令人遐想无穷。诗人想象它们与碧海相通。以上八句，诗人以瑰丽夸张的诗笔，描绘了庐山的雾岑、延萝、青冥、巨石、霜崖、金涧、旋渊、乳窦，勾勒出庐山的奇险风光。
从“谷馆驾鸿人”至结尾，主要表现诗人对于神仙的向往。“谷馆”二句说，幽谷之中和峰岩之上，栖居着驾鸿往来、饮丹修炼的仙人。“殊物”句紧承上，“驾鸿人”和“咀丹客”，便是“珍怪”的一部分。“奇心”句亦指仙人。他们的踪迹虽潜隐不见，但魂魄却能绵延万古而不死。这里，明显表现出诗人艳羡神仙。接下“萧瑟”二句荡开笔墨，抒写诗人在大自然面前微妙复杂的心理变化。刚才曾激起诗人退想、并为其精心描绘的庐山奇景，定然给诗人一种且哀且惊的感受。“哀听”和“惊觌”，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写出诗人的哀伤。作者始登香炉峰时，“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迹”，真是兴致勃勃。最终却“萧瑟生哀听，参差远惊觌。”乐景成哀，似乎无端生出许多伤感。诗人心理突然变化的原因就在于诗人感叹不能名隐仙籍。在诗人意识中，庐山亘古如斯，驾鸿人和咀丹客在此长遁精魄，然而我却不能跻身羽人之列，与庐山共存，这是无可奈何的大恨事。这一叹恨袭上心头，睹景皆生哀情。结尾二句，从遐想和悲哀中返跌回从游香炉峰的现实。作者自谦没有汉代辞人的才能，而作此诗。这里用汉代辞人日夕献赋之事，在文义上正与开头“辞宗”遥相呼应。
钟嵘《诗品》评鲍照诗“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和“贵尚巧似”。这首诗在写景方面的特点，正如钟嵘所说，善于精细地描绘景物形状，显得具体逼真。如“罗景蔼云扃”、“延萝倚峰壁”、“青冥摇烟树”、“旋渊抱星汉”一类诗句，无不真切地刻划出景物的形状，显示出鲍照描写景物的独特才能。
鲍照才气旺健，故遣词造句每出新意，且骨力遒劲。这首诗给读者的突出印象是刚健新奇，丝毫没有平熟软媚之态。像“青冥摇烟树之“摇”字，“旋渊抱星汉”之“抱”字，“参差远惊觌’’之“远”字，用字生异，句法独造。陆时雍说：“鲍照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诗镜总论》）丁福保说：“鲍照于去陈言之法尤严，只一熟字不用。又其真境，沈响惊奇，无平缓实弱钝懈之笔，杜、韩常师其句格，如‘霞石触峰起’、 ‘穹跨负天石’，句法峭秀，杜公所拟也。”（《八代诗菁华绿笺注》）这些评语，很适合《从登香炉峰》诗的特色。
鲍照写景诗虽以雄健、峭秀取胜，但往往失之厚涩，缺少自然之美。此篇也有这种缺点。如“穹跨负天石”一句虽说峭拔，但总觉雕琢过甚。他如“霜崖灭土膏，金涧测泉脉”，“高世伏音华，绵古遁精魄”等句，用字既异，又兼对偶，便显得既涩又厚。沈德潜《古诗源》评鲍照：“五言古雕琢与谢灵运相似，自然处不及。”指出了鲍照写景诗不及大谢之处。
此诗状物精细，骨力雄健，句法峭拔。以布局而言，入题、叙事，状物、抒情等部分层次清晰，文义吻合无间。但终因受山水诗发展的时代影响，显得雕琢有余而少自然之致，幽深涩厚而乏跌宕风韵。
词的上片赞颂元朝初建的兴盛气象，下片则书写词人于开国盛世的志向，表达了词人对全国实现和平的兴奋之情，以及对新的统一王朝的热烈祝颂和殷切希望。
上片写词人生逢大元开国盛世的喜悦心情。
开头“望乾坤浩荡，曾际会，好风云。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六句，从物我两个方面，写元朝的建立带来的新气象。“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三句把元朝与汉、唐相比，借古喻今，写出元王朝的建立，犹如当年“汉鼎初成”“唐基始建”一样，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万物带来了生机。词人以汉、唐作比，既指明了元王朝的建立有着坚实的基础，又颂扬了它的无比强大。
“汉风吹遍原野，但无言、红绿自纷纷。花月留连醉客，江山憔悴醒人”四句，运用生动的比喻，继续从物我两个方面，写元王朝的建立带来的新气象。“但无言、红绿自纷纷”化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既以百花盛开比喻统一的兴旺气象，又暗示天下归心。词人因不满金政权而弃官出家，又因受到元世祖的赏识重用而还俗，所以词人自称为“醒人”。词人以“春风”“花月”，比喻元王朝建立后带来的新气象。这样的表达方式使本词显得生动而具体，同时词人又以自己由隐居到出仕的经历，来说明新王朝的建立有化育万物的功效，增强了词作的说服力。
下片写词人恢复古道、重振乾坤的雄心壮志。
“龙蛇一屈一还伸，未信丧斯文。复上古淳风，先王大典，不贵经纶”五句，紧承上片“醒人”二字，写出自己不仅能归隐，而且能出仕，并且坚信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不会丧失，恰恰相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一定能发扬光大，而词人也将以“先王大典”为依据，酌古推今，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恢复“上古淳风”。这几句词既表现了词人的政治理想，又反映了他决心大干一番的非凡气概。
“天君几时挥手，倒银河，直下洗嚣尘。鼓舞五华鸑鷟，讴歌一角麒麟”五句，这里词人充满自信，认为在这龙腾虎跃、万象更新之际，定能一显身手，施展鸿图。
全词抒情与议论相结合，豪放中透着深沉，气势雄健。既有慷慨激昂的叙议，又有生动形象的比喻，语言豪放，意境壮阔，充满欢乐向上的精神。
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六句三十字，采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缝衣的场景，凸显并歌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之情。此诗情感真挚自然，虽无藻绘与雕饰，然而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中蕴含着浓郁醇美的诗味，千百年来广为传诵。
开头两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用“线”与“衣”两件极常见的东西将“慈母”与“游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写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感情。三、四句“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通过慈母为游子赶 制出门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刻画，深化这种骨肉之情。母亲千针万线“密密缝”是因为怕儿子“迟迟”难归。伟大的母爱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自然地流露出来。前面四句采用白描手法，不作任何修饰，但慈母的形象真切感人。
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作者直抒胸臆，对母爱作尽情的讴歌。这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儿女像区区小草，母爱如春天阳光。儿女怎能报答母爱于万一呢？悬绝的对比，形象的比喻，寄托着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
这首诗艺术地再现了人所共感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所以千百年来赢得了无数读者强烈的共鸣。直到清朝，溧阳有两位诗人又吟出了这样的诗句：“父书空满筐，母线萦我襦”（史骐生《写怀》），“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彭桂《建初弟来都省亲喜极有感》），足见此诗给后人的深刻印象。
这首词以轻淡的笔触，描写了古代少女们春天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段，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副情趣盎然的图画。
词的上片写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又写出了季节与景物的关系，给人以具体的印象。行文轻快流丽，蕴含喜悦的情意，为全词的明朗、和谐、优美的基调打下了基础。“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三句描绘了一个春意盎然的园子，园中有一个碧水荡漾的池塘，池面上点缀着几点青苔，密林深处不时传来莺儿的歌唱，空中还有柳絮飞舞。“日长”，表明季节已开始变化，多少有点惜春的意味。柳絮在空中飞舞，显示出晴和的景象。“碧苔”、“黄鹂”、“飞絮”，看来似乎是极其常见的自然景物，经词人稍加点染，宛如一轴初夏风光小幅，特别惹人喜爱。
下片写人。“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趁着这春暮夏初的季节，少女们停了针线，来到这大自然的怀抱里。这时，东边邻居的女伴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她们正好在那条桑田小路上相逢了。“巧笑”二字，捕捉到了“东邻女伴”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情态的描写，由内心到外表塑造了东邻女这一形象。内心真情流露的一刹那，巧妙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读时，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这位天真的少女充满着青春的欢乐。她忽然想起昨天夜里做的那个好梦，认为那原来是“斗草赢”的兆头，脸上又飞起了笑容。词中没有正面来描写斗草的活动，而是捕捉住两人斗草时的情景，着意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与神态，以轻松欢快的笔调写出了少女纯洁无暇、活泼天真的性格特征。只用一笔点出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了这位少女不仅聪明，富于想象，而且心灵是那样纯洁无瑕。
此词画面明媚，情调欢快，风格质朴，或可视为晏殊词中的别调。上片写景，刻画出一幅秀丽的春景图。 “燕子”、“梨花”，形态一动一静，色彩一黑一白，以之对举开篇，有相映成趣之妙。同时，用“燕子”、“梨花”带出“新社”和“清明”，又为下片中少女的登台亮相埋下了伏笔。下片写人，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仕女图。“巧笑”二句写女主人公与她的女伴在采摘花草的小路上欣然相逢，逗出下文所描写的斗草游戏。但作者既不对斗草场面稍加展示，也不对斗草规则略作交待，而聚焦于主人公斗草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这同样别具匠心。“笑从双脸生”，尤为传神写照之笔：只有涉世未深、全无心机的纯情少女才会因为如此细小的缘由而笑得这般自然、这般天真。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