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批评了缺乏现实体验的模拟文风(如西昆体、江西诗派等),指出了诗歌(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客观现实,真情必然来自诗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元好问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作家头脑中虚构的,而是客观现实在头脑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样“亲到长安”,对客观的描写对象有了实际的接触和体验,才能激发内心的感受,写出入神的诗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临摹前人的作品,是永远不可能在诗中真实地描绘出现实对象的(“总非真”)。这样,元好问就在杜甫和杜诗的影写者们中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真、假诗人地界限。
这首《病起》写病后的感受,极尽困蹇之苦况,然于极悲痛怨愁之中,诗人又吐出极旷达之语。诗质朴无华,沉郁顿挫,诗内满含作者凄苦之情,这也是在无可奈何悲愁中的真情苦吟,是一首内涵深蕴的五律代表佳作。首句“今日秋风里,何乡一病翁!”可见,在萧萧的秋风里,盛年的诗人忧病之余,犹如一个衰颓老翁。他勉强挣扎起来。“力微须杖起”,这是写实。更重要的则是下句“心在与谁同”,他想到前贤欧阳修的“老去自怜心尚在”,很自然地化用入诗。谢灵运于《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中也说过:“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作者尽管历尽磨难,颠沛流离,但此心尚在,此志不移。他独立西风里,四顾茫然,此情无人能喻。所以说“与谁同”,感慨极深。诗人虽是屡遭挫折,但他的心还不是死灰,还不是止水,他还想做一番事业。这是诗人的积极入世处。
诗人自身之疾,以及仕途坎坷,母亲去世等等灾难,使他大彻大悟,懂得了冤亲平等,皆属空虚。悟的次数之多,也就是说灾病之多(因每一灾病即有一悟)。“冤亲”句出于佛典,《华严经》说:“愿一切众生于怨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东智慧清净。”虽用了佛家语,诗中所表现的却不是四大皆空,而是一种因遭际不幸而起的无可奈何的悲愁。这种言外之情,表现得很明显。
最后一联,首尾照应,复写诗人的衰颓。“百年先得老”,和他在另一诗中所写的“白发满头生”一样,是经历了至悲至痛以后的呼号,一字一句,俱自胸臆流出,不是无病呻吟。“三败未为穷”,内涵更为丰富。春秋时代,管仲与鲍叔相交,管仲自叹:“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史记》本传)诗人这里是化用“三战三北”之语,表明自己不因遭际坎坷而丧失志气,仍要一如既往,坚持操守,直道而行,不效阮籍穷途之哭。由此可见,诗人所祈祷和向往的,不是佛家的空无寂灭,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之道。
另有观点认为此诗充满禅意,颔联中“心在与谁同”化用前人诗意,着眼于“心”,此为佛教心性学说在文学创作上的具体发挥。作者颈联两句“灾疾资干悟,冤亲并一空。”即是回答“心在与谁同”,说他的“心”是与佛教禅宗“同”了。千灾百难,久病缠身,现实中所遇诸多烦恼,帮助他对人生真谛多次获得了领悟,即“冤亲并一空。”“冤亲”除了出自《华严经》外,《五灯会元》也云:“佛家慈悲,冤亲相等。”这其实就是泯灭是非观念,超离“烦恼障”,用以调整失去平衡的精神世界。诗人说:他从现实中所领悟到的,除了“等冤亲”之外,还有“一空”,那就是。四大皆空”。这就是他对人生的领悟。尾联则进一步补足获得这种人生领悟的主要契机,作者化用管仲语意,其意是说:人生一世,不过百年,而我已是未老先衰,尚且要念及老母。仕进既已无望,倒不如“于冤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乐,智慧清净”。原来,他所谓的“心”,即为佛教“等心摄受”的“心”。看来,他确乎欲摒除妄念,清净本心了。他确乎对人生已是因“灾疾”而彻悟了。
陈师道是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苦吟诗人。他的作品,有人称之为“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黄庭坚说,陈师道作诗“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可见他诗的内涵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人们常称引的不过是《别三子》、《示三子》、《春怀示邻里》等有限的几首。实际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他的五律,尽管有时“失之僻涩”,但“佳处往往逼杜甫”。这首《病起》,质朴老苍,沉郁顿挫,正是它逼近杜甫的五律代表作。
这首诗通过列锦的表现手法把烟村、人家、亭台、鲜花等景象排列在一起,构成一幅田园风光图,并创造出一种淡雅的意境,表达出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两句是一种线状的视觉印象,“一去”做水平运动,”二三“虚指数量多,炊烟袅袅呈垂直状态,“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两句变换为点状视觉印象:亭台座座,鲜花朵朵。
诗人在这首诗中的每句安排一个量词,即“里”、“家”、“座”、“枝”,新颖有变化,也在每句中安排两三个数字:“一”字打头,“二三”“四五”和“六七”嵌于句中,“八九十”又回归句首,把一到十表示数目的十个汉字按照自然数序同小路、烟、村、亭台、鲜花编织在一起,随着诗句和画面自然排列,只用了寥寥几笔就构成一幅自然朴实而又朦胧的山村风景画,自然地融于山村的意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