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女子思君而不见所产生的慵懒和愁怨。全词五句都是写一个“思”字。“懒拂鸳鸯枕，休缝翡翠裙，罗帐罢炉熏”三句，写昔思之苦；“近来心更切”写近思之切；“为思君”写为谁而思。在写昔思之苦时，作者描绘了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鸳鸯枕因久置未用而积满灰尘；积尘而又“懒拂”，一是说明鸳鸯枕仍无用处，二是暗示所思之“君”尚未归来，三是表现了思君不至时颓丧的精神状态。翡翠裙而“休缝”，也曲折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女为悦己者容，悦己之人不在，也就无须用翡翠裙来妆扮自己了。罗帐熏香，表现了昔日柔情蜜意的幸福生活情趣，“罢炉熏”说明恋人去后，这种情趣已不复存在了。这三句说明女主人公原无心料理枕帐裙饰等琐事，从而充分表现她那相思时的无聊情绪，这是使用睹物思人、化虚为实的表现手法。写的是抽象的感情，但给读者以具体的感受。“懒”“休”“罢”三个动词，在这三句词中所表达的意思是一层进一层。“懒”，疏懒之意，含义较轻；“休”，表示停止的意愿，比“懒”的语义稍重，意思进了一层；“罢”是表示终止的一种决断、果敢语气，比“休”的语义又重了一层。通过这种化虚为实的表现手法，把闺妇对久客不归之“君”的怅望之情，表现得十分具体。
后二句是对前三句的补充，说明百无聊赖的原因，也是更进一层地直抒思念之情。“懒拂”“休缝”“罢炉熏”这些都是昔日思念之“切”的心理表现在行为上，而近来的思念，只用一个“更”字，就说明了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昔日。这种艺术手法，其妙有三：第一，在意脉上使词意曲折层深；第二，在文意上做到言简意赅；第三，在结构上层层相扣。由此可见，这个“更”字的内涵是较为丰富的。末句“为思君”一语，一是点明了所思之人，二是总括了昔思之苦与近思之切的种种痛苦感受，三是交代了全词的主旨。“思”字为词眼，是全词的抒情线索，在篇末出现，成为点睛之笔，在构思上颇具匠心。
全词写作者被贬谪而壮志难酬的彷徨和忧心。上阕写作者隐逸于太湖旖旎风光的乐趣，下阕写作者深感岁月蹉跎而志向难伸的苦闷和惆怅。
从沧浪亭极日远眺，一览太湖风光。虬风物潇洒，澄静深远，烟波浩淼，水流旷远。作者完全沉浸在与天地同乐的沉醉中。其在《沧浪亭记》中说：“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作者自号“沧浪翁”，其人生境界似乎已经达到“乐天”的程度（观代哲学家冯友兰言人生有四种境界：知天、事天、乐灭、同天）。然而，“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突然，某种意识发作猛然将作者拉回到现实中，某种生命的忧思和烦恼在心中升起。而“念”“忽”“急”“还”更是展现了一种意识的时间之流。扁舟急桨，撇浪载鲈，在天地归一的境界中惊现了人生的繁忙和生命的艰难。“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则昭示了人生之路的风雨猝然与曲折蜿蜒。上阕之转折在于“忽”字，将自我生存的意识唤起，从而使得作者脱离归隐自然的混沌状态，而有意识于生存意义的危机。
“沧浪亭”取意于屈原《渔父》所载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精神。表达了古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故而可以看出，苏舜钦始终摆脱不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情结。很自然响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苏舜钦被削职时正值人生壮年（37岁），因此对“华发改朱颜”有深切的担忧。欲对历史寂寞有所克服和超越，不甘于生命的淡出，便是上阕一“忽”字所拉出的本意。作者欲凭临寒潭隐居，却担心不被鸥鸟信任和接纳自然是托辞，生命看不到出路，时间正黯淡着光芒，未来之路不明朗，施展抱负的机会太渺然，这才是根本的痛苦。因此，全词以那种看似闲适却以充满反抗与无奈情绪的“无语看波澜”的情景收场。正点出这句真理：所谓波澜便是世间，世间便是波澜。
这首词虽侧重写太湖风景，抒发作者愤激之情，但作者由遭谗而退隐，再到心甘情愿地退隐，由忧谗畏讥转为愤世嫉俗，进而转为疏狂的心路历程交代得清楚明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奋力抗争的积极人生观。刘熙载有言：“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昧。”（《艺概·词曲概》）苏舜钦这位倚声家深得其妙。词中，他由“烟雾深锁”转为“落日暴风雨”，而至“刺棹穿芦荻”。由“方念陶朱张翰”转为“拟借寒潭垂钓”。再到“无语看波澜”，一转一深，越转越妙，景生情，情生景，情景交融，从而揭示出词作的底蕴。
全词共分三段。第一段，首韵直接入题，以占尽一丘一壑的风流自我形象，领起全篇。下一韵，以茅屋上“松月桂云”，和山上下清泉脉脉的优美风景，具体写占尽这一丘一壑的美景者的风流意态。以下以“寻思前事”退过一层，转写以前入仕的错误，印证今日生活的正确，遥领下文。作者把错误用两个意思来表达，一是此间猿鹤为他的离去而悲鸣烦恼；二是功名本是邓禹那样少年得志者的事。这两个表达，一正一反，反借山间猿鹤来表明自己本性合居于山中，正借邓禹辈人的得志，表明功名之事本不属于自己。“终须是”一语，内藏自己多少努力都以失望的感慨。
第二段明接上段起韵，暗接“前事错”，专言今朝心情的愉快和伸展。起言独自饮酒放歌，仰观天上鹰飞，俯视水中鱼跃，颇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舒畅，鹰与鱼的行迹，虽可能来自于现实的观察，但归根到底是作者心灵自由的幻象。“西风黄菊”一句点明作词的时间，也营造出一种近似于当年陶渊明归隐的生活氛围。作者以“喷薄”写菊花香气，生新脆硬，足见豪情。以下突然转入惆怅的感受中，借用前人诗句，写他对一位曾经约定同游江海、而今不见踪迹的“佳人”即知音的盼望。这位他的想象中像屈原那样身佩芳香饰物的佳人，即使真有所指，也更像作者所创造出的自我精神的化身。而“日暮云合”一词，虽是借词于前人，却能“夺胎换骨”，表达自己作为一个老人时间无多时的特有的精神感受。“入江海”一句，以倒装句式，不仅无碍于押韵，而且显示出一种拗折的风味。
第三段揭明主旨，言自己虽然落魄失志，但不求闻达，甘心笑傲林泉，以退为乐。写得极有气势和风骨，显示出一个不免于精神不平的人，对于出处大节的看重。作者先以“遇合”一韵，从第二段所述的意路上转回，轻轻逗出政治失意的牢骚。但马上以“莫”字，压住要倾发壮志才华不为人知的愠怒。此处虽然借用孔子击磬求知的典故，但作者的傲岸显然远过于孔子。下句仍借用典故，表达自己笑傲泉林，不以穷达为怀的精神风采，说明自己不以退处为忧为耻，而觉得其中自有乐处。这就回应开篇“风流占却”一语，使包孕丰富的慢词长调获得了圆满的结构。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