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花而花已开，诗人常有不逢时之叹，但此诗却加了一个“他日未开”；不管是未开或已谢，总会令人有些感慨。作者从“他日未开今日谢”，引申出“嘉辰长短是参差”的结论，自然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类此的“参差”之事，实在很多，却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自怨自叹而已。
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七绝：“桃花零落杳难寻，人为来迟惜不禁。我道此来迟更好，想花心比见花深。”（《湖上杂诗》）天下事，如能以此种心态处理，也许可以免却许多烦恼。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一个人，在人生历程中，常会遇到此种参差之事，经历得多了，心理状态或有失平衡，于是乎，李商隐一来到樱桃树下，看到并非花芳正结之时，便陡然感到流莺舞蝶都在相欺了，这种心态，倒也是常有的。
李商隐好几首樱桃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嘲讽、讥诮的对象，这首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同情、叹惜的对象。纪昀把李商隐笔下的樱桃当成一个人，认为“集中屡咏樱桃，必有所为，亦可以意为之”。这样的理解，抹煞了这些樱桃诗在意象上的差异，混淆了其主旨。张采田不同意纪昀的意见：“纪氏能以意会，则于玉溪自不至于妄加攻击，但恐未然耳。托意遇合之作，所谓恨遭逢之迟暮也。必非艳情，与《嘲樱桃》诗不同，其座主李回贬湖时之深慨乎？”（《玉溪生年谱会笺》）
“绀海”三句，状中秋节的天气。言傍晚时分，天青色的空中飘飞着几朵白云，很快天色转暗，夜暮中飒飒秋风吹落下井边的桐叶。此所谓“一叶落而知秋至”也。“何处”两句，想象语。此处是说：时在中秋，不知道哪一处楼阁造得最高，能最先被圆月的亮光照到？“江汜冷” 三句，写月光。“汜”，即泛；“悰”，快乐也。此言月光照耀得江水像刚清洗过的绡帛一样泛出阵阵冷意，月中嫦娥在中秋佳节也倍觉高兴，将那圆月一再拭拂，使它一尘不染，光照寰宇。“影留”三句，承上启下，转入己的伤别离。此言天上月儿圆，而地上却人分离。惟剩下室中的遗迹尚在。所以圆月虽明亮，可是词人却不愿看到这深夜的明月光从帘隙中透射进来，以免使他看到室中离人的遗物更添悲伤。至末三句，天上地下适成鲜明对比，使人更是倍觉同情词人之生别离。
“竹房”两句，述孤寂。言词人孤身一人在竹屋中深居简出，所以室外的小径，因为无人走动也长出了苔藓。黄昏日斜，独居无聊，惟有仰望碧天，机械地数着朵朵烟霞，打发这无聊的时光。“露蓼”两句，忆年轻时。言词人年轻时候与伊人（即上片“人去”之离人）曾在灵岩山前的采香泾畔相遇，互相认识。“二十五”两句承前，写今之梦境依稀。“二十五”，可解为过去的二十五年时间。词人今年四十五岁，二十五年前刚是二十岁，与上句“年时”（即年轻时候）相吻合。词人说：二十五年过去了，现在我在梦境中已认不清那条两人曾经走过的“屏山”小径了。“醉魂”两句，言己之醉醒两朦胧矣。此言己在过节时，喝得大醉入梦，所以梦中无法认清小径通向哪里，醒后仍醉意熏熏，连满地的桂花都毫不爱惜的践踏过去。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首诗是诗人对妻子杨氏的告诫和表白，开篇诗人就表达了愿意与妻子相濡以沫、相守一生的婚恋态度，接着诗人用四位贤者及妻子的事例教育妻子，之后说明怎样过安贫的日子，最后诗人用杨氏的家祖事例进一步阐述自己希望和妻子一起同甘共苦的愿望。
“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诗文以开头便直接了当，将全诗一下提到一定的思想高度。表示自己愿意与妻子相守一生。
“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这一反问使前面的共生死之说显得愈发不可动摇。接下来诗人用四位贤者及妻子的事例说明什么样的夫妻才算楷模，教育杨氏向古代的贤妇人典型学习：黔娄不追求名利，妻子也不贪图物质；冀缺由贵族变成农民，妻子一样尊重体贴；陶渊明弃官归隐，妻子翟氏照样操持家务；梁鸿不肯当官，妻子也没嫌弃家贫。诗人用浅显直白的语言交代了四对夫妇的纯朴爱情，提倡相敬如宾、安贫乐道的精神，希望杨氏能以她们为榜样，继承好传统。事例妥贴，文字流畅，充分表达了诗人的诚意。
诗文接着由典型转入现实生活，说到生活，不要追求奢华生活，粗衣蔬食，安贫乐道。“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至此干载后，传是何如人？”诗人一个设问，既是在问杨氏，也是在问自己。诗人在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真诚爱情态度的同时，也给妻子传递自己对待今后生活的理念：安贫乐道。“人生未死间，不能忘其身。”人活在世上，不能形同行尸走肉，要做一个“独善身”的人。这是诗人对爱妻的要求，也是对后人的谆谆教导。
接下来六句，诗人进一步论述安贫乐道的观点：在人生的道路上，简单地追求“温饱”两个字。有蔬菜饭食就可以，不必追求什么美味佳肴；粗麻布衣暖和就行，无须追求绫罗绸缎。两个“何必”，一个先祖的贻训，一个自己是“贞苦士”，有道理，有事实，反复申诉了自己的恳求，在家常絮语中表达淡泊富贵名利的思想。最后，诗人又用杨氏的家祖事例进一步阐述，希望和妻子一道同甘共苦。“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无论今后贫穷还是富有，愿与你白头到老，这是对全文的概括，也是作者的最高祝愿，是诗人真挚的情感誓言，使整个作品形成完整的形象。
全诗语言朴实，如叙家常，以古比今，从远到近，不厌其烦，似乎为妻子讲家训，虽然字里行间更多的是夫妻的伦理道德，是妇道，缺乏新婚燕尔的情感波涛和心灵震撼，同时却以言辞的恳切和坦率打动人心，自成风格，读来亲切感人，表现了诗人高尚情操。
《乞食》一诗，是陶渊明躬耕生涯之一侧面写照，至为真实，亦至为感人。这首诗不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陶渊明晚年贫困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且也真实地反映出陶渊明朴拙真率的个性。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渊明归耕之后，备尝农民之艰辛，尤其是饥饿。《有会而作》云：“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饮酒》第十六首云：“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皆可印证。起二句直写出为饥饿所逼迫，不得不去乞食的痛苦情形和惶遽心态，诗人自己也不知该往何处去才是。“竟”之一字，透露出反覆的思忖，既见得当时农村之凋敝，有粮之家太少，告贷几乎无门；亦见得诗人对于所求之人，终究有所选择。渊明乃固穷之士。萧统《陶渊明传》载江州刺史檀道济“馈以粱肉，（渊明）麾之而去”，就是一好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走啊走啊，不期然地走到了那一处墟里。由此可见，虽然“不知竟何之”，但下意识中，终究还是有其人的。此人当然应是一可求之人。尽管如此，敲开门后，自己还是口讷辞拙，不知所云。乞食，对于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毕竟是难于启齿的呵。“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主人见渊明此时的饥色和窘样，他全明白了，立刻拿出粮食相赠，诗人果然不虚此行。多么好的人呵！诗情至此，由痛苦惶遽转变、提升为欣慰感激。“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主人不仅急人之难，而且善体人情。他殷勤挽留诗人坐下相谈，两人谈得投机，不觉到了黄昏，饭已经做好了，便摆出了酒菜。诗人已经无拘无束了，端起酒杯便开怀畅饮。渊明爱酒。“倾”之一字，下得痛快，这才是渊明“质性自然”之本色呵。“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诗人为有这位新交而真心欢喜，谈得高兴，于是赋诗相赠。从“新知”二字，可见主人与诗人尚是新交，但诗人心知其人亦是一雅士，所以才“行行至斯里。”下面四句，正面表达感激之情，是全诗的主要意旨。“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始为布衣时，贫”，“钓于城下，诸母漂（絮），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后来韩信在刘邦部下立大功，封楚王，“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诗人借用此一典故，对主人说，感激您深似漂母的恩惠，惭愧的是我无韩信之才能，难以报答于您。“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您的恩惠我永远珍藏在心里，今生不知如何能够答谢，只有死后我在冥冥之中，再来报答于您。中国古代有“冥报”的说法，如“结草衔环”的故事便是。“冥报”之语，表达的是至深至高的感激之忱。“冥报”之是否可能，虽可不论，但此种感激之忱，则至为珍贵。
此诗的启示意义，超越了乞食一事。全幅诗篇语言平淡无华，却蕴发着人性美丽的光辉。主人急人之难，诗人感恩图报，皆至性真情，自然呈露，光彩照人。这是两种高尚人格的对面与相照。急人之难，施恩不图报；受恩必报，饮水不忘挖井人——这是中国民族精神中的传统美德。诗中映现的两种人格，深受传统美德的煦育，亦是传统美德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