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别毛先归的留赠之作。
全诗八句，分两层。前四句写生前，后四句写死后。第一层，一、二两句写对毛喜的勉励，希望他砥砺风骨，恪守规范，为乡梓树立典型，为士林作出表率；三、四两句写自己的慨叹，为自己老境颓唐，病魔困扰，今此一别。恐成永诀而感叹。粗粗一看，这前后两句似乎有些互不相关。实则后者正直承前者而来。其之所以要对毛喜讲一番发自肺腑的临别赠言，是由于自己老病侵寻，后会难期，这才语重心长，殷殷叮咛，表示对老友的厚望。
第二层写死后。这只是作者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从第一层意思中引申出来的。诗人说，如果我在生前不对你提出要求，那么我死之后，即使你敦重友谊，像后汉范式驾着素车白马赶来祭奠亡友张劭那样来凭吊我，可是我已葬身地下，怎还能知道些什么。即使你也像春秋时季札那样，没有忘怀徐国国余心爱其剑的事，仍然在路经徐国时将剑送去，可是徐余已经死了，只是徒劳无益地把剑空挂在墓前的树枝上罢了。
全诗婉转蕴藉的情思，苍凉沉郁的格调，激越回荡的韵昧，读来令人伤怀。诗中用典浅近易解，如羽仪、白马、黄泉、挂剑等，或为世人所熟知，或为名作所习用，虽不注明出处，亦能联系上下文，从字面上获悉其用意所在。此种使事而不掉书袋、练句而不堆词藻的写法，确实值得称道。诗仅用字四十，一笔写下友谊的纯笃、身世的凄凉。其中“白马余来吊，黄泉我讵知”一联，系按流水格属对，意贯思邈，可见功力之深、构思之巧。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文章的宗旨是显下易见的，不是暴露“礼”的崩坏，下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礼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曾参是以身护礼的典范。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以曾参为榜样，那是迂腐至极的。但抛开曾参所守“礼”的内容，他那种严于律己，知错必改的精神，也是令人感动的。“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将“德”的内容以新易旧，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名言。
临终易箦，对于曾子来说，不过是其一生中最微乎其微的生活细节，下这个细节正是回光返照中一道耀眼的闪光。《礼记》的原创者，对于这个细节做了简洁下生动地描绘。虽用字不多，但侍疾的场景具体，人物的情态毕现。尤其是童子童言无忌，口无遮拦;曾参表态坚决，语重心长，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曾子在病重之际还坚持要更换与自己身份和地位不符的床席，乃至在更换床席的过程中死去，表现了曾子恪守礼法的坚定信念，更体现儒家礼法至上的观念。这是一个极端的“克己服礼”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