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学习，显示其成就的基础。张衡的朋友崔瑗曾称赞他说：“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炳焕，与神合契。”张衡多才多艺，德高品洁，是和他的学习、实践分不开的。范晔写他的学习，说他“少善属文”，自幼聪颖明慧，而更突出了他的“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张衡系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而游学到“三辅”之地，并进入京城洛阳太学参观、学习。当时学界盛行的是“章句之学”，完全是一套陈腐的死学问，张衡涉足社会，不惜远游，目标远大，直入太学，这就使他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地步。把五经、六艺都融会贯通了，他不是食而不化，也非固步自封，不仅读书本而且看实际，不只钻典籍而且研技艺，不单捧册页而且知世情。张衡贯古通今，知书识世，明道谙理，可是“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谦虚谨慎，既是取得重大成就的条件，也是为人处世的美德。作者仅用了三十四个字，就概及张衡学习的各个方面：内容、方法、精神、成就。这真可谓用墨精当得能收海于勺，缩龙成寸。作者先叙张衡的学习，为下文叙述他的善为人、善作文、善机巧、善理政奠定了基础。
叙品行，显示其高尚的节操。张衡对为官作宦，“从容淡静”；对贪官酷吏，嫉恶如仇；对科学技术，不遗余力。有的人把学问作为沽名之具，钓利之饵，登官之梯，而张衡参透人生，洁身自守，他辞谢了多次的举荐与征召。作者连用“连辟”“累召”“不行”“不就”“不应”等词语，强调了他的不慕利禄，无意仕途。后来的出仕，也只是“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一些从事科技、史学方面的业务性职务。“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他不想握权柄以抬高地位，居高位以谋私利。
张衡没有官欲，但并非没有官才。他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政治头脑，高明的政治手腕。他看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不惜花了十年工夫，模拟班固的《两都赋》，而写了《二京赋》。在《西京赋》和《东京赋》中，极力铺写了二京的所有宫室、动植物、游侠辩论之士、角牴大傩之戏，讽谏当朝的穷奢极侈。这是婉转的讽喻。有时他也挺身而出“上疏陈事”，“讽议左右”，向皇上直言进谏，弹劾奸佞。一旦由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也就大力剪锄奸徒丑类。他出为河间王刘政的相时，看到刘政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他一到任就能“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收到“上下肃然，称为政理”的效果，可见张衡不仅具有如何做官的认识、理论，而且有着实际施行的本领。
张衡上究天文，下穷地理，精于历算，擅于机械，自然也洞察当时社会世情。官场之中，有日天地黑，无风海生浪，所以他先是不做官，想洁身避祸，后来不得不入官场，顺帝“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避其锋芒，巧为应对。即令这样，那帮阉竖还“共谗之”，使他更明白在那种政治漩涡中，如履春冰，如捋虎尾，确实是“吉凶倚伏，幽微难明”，而要“常思图身之事”。当他狠狠打击了河间王的恶势力后，也就急流勇退，做出了极明智的决策：“上书乞骸骨”，请求退休还乡了。从他的《四愁诗》《思玄赋》《归田赋》中，都看出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吏、有为的学者，在当时内心的苦闷，无力除恶，无法避祸，只有独善其身了。
叙术业，显示其卓著的成就。张衡在天文、数学、地理、气象、机械制造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在文学、诗赋、绘画方面成绩斐然。郭沫若曾评价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万祀千令，令人敬仰”。范晔为之作传时，既要顾及全面，又要突出重点。文中以“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概及了他多方面的贡献，而重点写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是张衡首创，在科技史上居重要地位。传记从地动仪的质地、尺寸、规模、形体、文饰以至整个结构的“巧制”、测定时的效验，做了井然有序的详明介绍。“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着一“神”字，极写仪器功效。“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表明此乃史无前例的独创。更用京师学者最初“咸怪其无征”，后来“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的典型细节，充分证明了张衡“妙尽璇机之正”的“妙”，“善机巧”的“善”。
这篇传记仅以七百余字就概及张衡六十二年中善属文、善机巧、善理政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全文以时间为序，叙其一生；以“善”为纲，统率题材；以“妙”为目，传其精神，因而所写方面多而不杂，事迹富而不乱，文虽简而概括全。范晔之所以能“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就在于抓住了总纲领，并内蕴着相互关系。张衡正由于潜心于学才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境界，才使他具有了“善机巧”的知识与才干，也使他具有了“不慕当世”的胸襟。不去追名逐利，求官谋宦，才能居郎中的微职“积年不徙”，得“约己博学，无坚不钻”，有了创造发明。他的做官，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以利于科学研究。当不得不被推上政治舞台时，还始终保持着明智的头脑。作者将张衡于自然科学、文学、政治活动方面的表现统一了起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伟大的人。
本文除揭示了张衡多方面事迹的内在的联系外，善于剪裁也是使本文成功的重要因素。如写“善属文”，就以写《二京赋》为主，略涉《思玄赋》，其他甚至不提及；写“善机巧”，以详写候风地动仪为主，其他科技成果则为辅；写“善理政”，以整治法度、收擒奸党为主，请求辞职、上调擢升则为次。在文学、科学、政事三方面，都体现了他“从容淡静”的个性，又突出了“善机巧”的特点，使张衡这么个伟大的形象辉耀于读者面前。
这首词上阕写景，表明春色将残。“雨打江南树，一夜花开无数。”起首二句写春到江南景色。江南多雨，连贵如油的春雨也不稍缺，所以“雨打江南树”。“雨”是飘飘洒洒的细雨，是知时节的好雨，是杏花春雨江南的春雨，而不是孟浩然《春晓》中所写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是催开百花的及时雨，而不是摧残百花的风雨，所以下句才说“一夜花开无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春夜喜雨》诗句）春雨降下，一夜之间，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春天来到了。这是写初春景色。但是好景不长，时不我待，转瞬之间，阳春三月已过，就到暮春时节。“绿树渐成阴，下有游人归路”。三四两句写暮春景色。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是“绿树成阴果满枝”了，花期已过，累累果实已经挂满枝头。古语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果树下已有游人踏出的归路，说明花期已过，游人渐少。上阕纯写春景，但写景中已露惜春之意。
下阕抒情，词人欲留住春光。“与君相逢处，不道春将暮。”一二句写词人与他的挚友刚相逢，正欲共赏美丽春景，无奈已经到了暮春，花事已残。这当然十分令人惋惜，于是词人还想作最大努力，把春光留住：“把酒祝东风，且莫恁匆匆去。”作者无法，便把希望寄托东风身上。他端着酒杯，向东风祈祷：东风呀，你继续地吹吧，不要匆匆而去。他知道，只要东风浩荡，春意便不会阑珊。通过这一举动，词人的惜春之情、留春之意便跃然纸上了。
本词写一群天真烂漫的小歌女，其活泼姿态表现得十分生动有趣。词的上片三句似电影中三个画面。首句“争挽桐花两鬓垂”，点出她们的年龄和活泼。古代孩童不束发，两鬓下垂，可见是一些小小女孩儿。她们在树下争着闹着，将桐花摘下来，插到自己的鬓发上。次句“小妆弄影照清池”，写年龄虽幼小，已经很爱美了。她们插好花稍稍打扮后，纷纷跑到清池边，欣赏自己美丽的倩影。一个“弄”字，活现出装模作样、顾影自怜的可爱相。她们不仅爱美，还十分顽皮淘气。上结“出帘踏袜趁蜂儿”是多么有趣的一笔。她们为了追逐一只小小的蜜蜂儿，只打着袜脚，来不及穿鞋，就掀开帘子蹦跳出去了。以上写她们平时是爱美、爱玩的天真无邪小小孩子。上片没有写明她们的身份，但从下片可看到这是一群被送到坊曲（唐宋时的妓院）强使学艺的小女孩儿。
过片两句“跳脱添金双腕重，琵琶拨尽四弦悲”，写她们一本正经练艺时的情况：此时坊曲主人给她们戴上饰物。那用金子镶嵌的手镯带在两只手腕上感到沉重。这“重”字语义双关，既是手上沉重，也是心中沉重。琵琶弹尽一曲声调悲哀。“悲”字也是双关，既是曲调之悲，也是女孩儿们内心的悲伤。结句“岁寒谁肯剪春衣？”这轻轻一点，实是重重一笔，本词的主旨终于显示出来。岁暮了，春天来临，究竟有谁肯为这群女小孩儿添制春衣呢？意思是，根本没有人会真正关心她们的生活。
本词为四十二字的小令，在美成的笔下，显得十分出色。写法上很有特点，一是全词多用对比：上片女孩儿们的活泼笑闹和下片受管束、内心悲凉形成对比。二是下片中“跳脱添金双腕重”，坊曲主人为她们外表打扮、装装门面，和结句实际上丝毫不关心她们生活冷暖形成对比。三是上片起句女孩们争着采桐花打扮自己，非常愉快和过片被动戴上手镯感到沉重不自在形成对比。通过种种对比，以层层加深的笔法以突出主旨。词的上片三句从不同角度大力渲染女孩们的活泼娇憨和自由欢乐。过片写出她们的沉重，接着又写出她们的悲哀，最后点出根本无人真心照顾她们。这样前面种种的可爱处更引起读者的爱怜。其三，下片的写法，特别符合《浣溪沙》这词调格律的要求。按《浣溪沙》作法，上下片各七字三句。分两句一组，一句一组。这一句一组是很重要的，要用力才能收住，本词的结句“夜寒谁肯剪春衣”，正是全词的重心所在。
此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之比晋衰而将叛之。小河之水缓缓地流淌，流经水底的白石，清澈见底，映出粼粼的波纹。这是一个平静安祥的环境。谁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一个很大的事变阴谋正在酝酿着。一群士兵身着白衣红领，准备在曲沃起事。他们看到了敬爱的桓叔将有所作为，非常高兴。跟随未来之主，必将成为有功之臣。所以，很多造反起家的人，历来是有所图、有所为、有所得的。
此诗一唱三叹，反复歌咏着扬之水，白石白，以此映衬着白衣红袖，旗甲鲜明，说明队伍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胜券在握，踌躇满志，不禁喜上眉稍，根本没有不成功的担忧。所以很自然地耳语起来。这样也使此诗笼罩着一种紧张又神秘的气氛。
诗中“素衣朱襮”、“素衣朱绣”是指诸侯的衣服，程俊英认为这是叛变者所穿。蒋立甫反驳之。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此诗前两句写秦淮河秋季的景物，后两句则写柳枝不能留住行人来减少人间别离之苦而柳絮飞舞如雪却使谢道韫咏出佳句。全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用典贴切而颇具情韵。
这是一首咏秋柳的诗，全诗不着一个“柳”字，而句句蕴含着柳树的风韵。
此诗前两句写秦淮河的景物：栖息在枝头的乌鸦，伴着秦淮河的流水，点缀着秋天的风光，它们都深深恋爱着这里的几行萧瑟稀疏的树。“萧疏”与“秋光”照映，“栖鸦”和“树”关联，使前后句紧密扣合，因而呈现诗人笔端的是一幅深秋萧条凄冷的画图。其中，前句写柳树的特性：“栖鸦”明写鸟而暗点树，以实带虚的手法点出了薄暮中乌鸦栖宿的树；“流水”看似泛指而特指秦淮河。“栖鸦流水”，虽不明言柳树，但已写出柳树常生长在河边的特性。这样写，较之直言“河边柳”来，不仅含蓄，而且静中有动，增加生气。也正是这些上有栖鸦，下依秦淮的柳树，装点金陵，为秋色增辉。后句则点染秋柳的萧疏之态：萧疏是秋柳的特征——秋柳既不像春柳那样金碧染两、临风起舞，也不像夏柳那样繁枝拂地、密叶藏莺，而是落叶纷飞、意态萧疏。但诗人对此并没有精雕细绘，只是以疏荡的笔触，略加点染而已。这种艺术情趣，与秋柳的萧疏风姿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后两句则写柳枝不能留住行人来减少人间别离之苦而柳絮飞舞如雪却使谢道韫咏出佳句。其中，前句反用前人诗意，偏说“不与行人绾离别”，点明秦淮河畔的秋柳只是供人赏玩而不为人攀折赠别。其中，“不与”两字，不仅翻出了新意，而且用拟人的口吻，增添了一层情韵。后句则是谢道韫咏雪的典故和李白的诗句的结合，写收条通过联翩浮想，展望秋柳的未来：秋柳到了第二年，也将枝繁叶茂，飞絮蒙蒙，而且象瑶台雪花一样地散发出香气来。
全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用典贴切而颇具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