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

　　全词六句33字，采用细节描写和白描手法相结合的方法，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途行军的路线、方向和目的。表达了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以及词人看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而产生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豪迈胸襟之情。

　　第一、二句写红军战略转沿途艰难进军的景。开头连用三个地名，点明福建省西部的三个县，说明这次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途经的一些地方。从这几个地方看，行军从古田北向至宁化，再折向东至清流，右转向东北至归化，路线还是迂回曲折的。接着描写沿途的道路是那么狭窄、险要、阻滞，森林繁茂，荆棘丛生，到处阴暗潮湿，青苔满布，前进十分困难。红军经过这些地方向武夷山进军，困难非常多，但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所谓“会剿”，甩掉敌人，尽快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才决定要走这样一条敌人预料不到的、比较艰难的路。

　　第三、四句写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和目标。两个句子，一问一答，说明一直向着武夷山前进，要进军武夷山脚下。“直指”一词写出红军勇往直前的雄姿和气势。“武夷山下”点名进军初步要到达目的地。问句突出红军在“古田会议”之后崭新的精神面貌，使人精神一振；答句目标明确，铿锵有力。

　　第五、六句写红军到达目的地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情景。“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词人在众多景物中，单选取了红旗，风展红旗，明媚如画，这一方面是直接上文而来；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现了斗争的火热场面，既是真实之景，同时也是理想之象，让人仿佛看到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看到日益发展、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也可感受到词人的坚定信念和豪迈胸襟。词作语言简洁生动，明白晓畅，词人避繁趋易，有意地选择平实的语句，彻底摆脱传统词供人浅斟低唱，有时甚至语僻难晓的境地。更让人称奇的是，全篇未用一个典故，词语明白如口语，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大众，听了也容易明白，从而深受鼓舞，力量倍增。

　　整篇词虽明白如话，然也精于锻字炼句，词人将推敲之迹隐藏在平实的语言表象下，极炼如不炼，看似寻常，细品方见奇功。如“路隘林深苔滑”一句，尽显行军途中的实际困难，也象征着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同时也透露出红军战士不怕困难、以苦为乐的革命豪情。对于所选事物“路”、“林”、“苔”，均以一字“隘”、“深”、“滑”点出其特征，概括精当，且所用字也并非深奥险僻，而是通俗常见，却又准确之至，从这也可见作者对事物的仔细观察，对语言的精心推敲。另外这数种物象之间，并无词连接，只是单独并置，却又浑然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