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柳宗元于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冬贬至永州，至则无处可居，只得寄寓在永州龙兴寺，得以与僧人重巽相识结交。重巽赠以新茶，柳宗元作诗回赠，应当是第二年春以后的事情。观此诗，柳宗元心情已较平静，又新茶当采于春天，王国安先生《柳宗元诗笺释》认为此诗作于公元807年（元和二年）春，可从。
茶叶的品质好坏，直接与茶树的种类、采摘的时间、当地的气候等多种因素相关。茶树喜好阴凉湿润，刘禹锡《试茶歌》云：“阳崖阴岭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可知古人认为竹下茶最佳。重巽所赠茶叶，正是所谓竹间茶。
这首诗开头两句是说，这茶树生长在密密的斑竹林中，为清莹的雨露所滋润，“湘竹”二字既给茶叶赋予了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又照应到诗题“竹间”二字。富有经验的采茶者都知道，采茶时间最好是每年初春谷雨前后的新芽之时，若在清晨日出前带露采摘其品质更高。诗中第三四句说重巽亲自“晨朝掇芽”，表现出重巽深懂茶道，正合采茶之法。采茶的时间是否适当，对茶叶品质的好坏，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诗中用一个“复”字。这个“复”字，乍读之下，很难理解和译出，其实是把奇特的竹间茶树和正确的采摘时间两方面联系起来。第三四句诗，既说明了茶叶品质美好的另一个原因，又与诗题中“自采新茶”四字相照应。茶叶又以高山云雾茶为佳，诗中第五六句诗所说的“蒸烟”和“丹崖”，正是指明了云雾和高山这两点，表明了茶叶品质上乘。第七句是说盛装茶叶的器具其形状之美，色泽之奇之特，间接衬托出了这茶叶的名贵与稀罕。第八句则是用典故比喻，直接评述茶叶品质的纯美无瑕。
诗歌的第二部分是惊赞茶叶香气的奇妙。首先是香气持久悠长。第十句，“馀馥”是说香气不是一飘而尽，而是久留不散。“延”指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幽遐”则指香气传到了很深很远的地方。其次是茶香的神奇功效。喝了好茶，可以提神、祛秽，诗中的第十一句和第十二句，就是围绕这两方面来说的。“荡昏”，即清除心神上的昏沉困倦，可以提神。“荡邪”，就是除秽。“涤虑”，就是洗去心中的烦躁，去掉昏惑和邪气，保持心神的安宁和清醒。这样，喝好茶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这是一般人从生理角度来理解的。然而柳宗元则从心理角度加以发挥，提升到了人的精神思想品格的高度来评价好茶的妙用。“涤虑发真照”，是说茶香净化了人的思想道德，显露出人的毫无污染的真情本相。“还源荡昏邪”，是说茶香清除了精神意识中的昏浊邪恶，使人回复到自然天性，保持清白纯洁的境界。可见，诗人在此用到了双关象征手法，这么立意构思，就非常巧妙深刻，富有诗意。正因为这茶香不仅有益于人的生理健康，还能有益于人的精神的健康，使人脱俗，所以才是最为神妙的珍异的上品。也正因为这茶叶具有这样的神奇功效，所以下面柳宗元连用佛教道教中的两种神奇的故事来加以比较。佛祖如来的甘露饭，香气熏染了毗耶城和大千世界，其实是说佛法广大，教化感人，使人皈依正道。道家仙客所饮流霞仙酒，使人数月不饥，其实是丹药神力，使人清心寡欲，不贪不痴，修成仙体。它们同为食物，都具有神奇功效，所以柳宗元用它们来与茶叶相比。不过，柳宗元自己更为信佛，而且斋饭、茶叶易得，流霞难求，所以诗中要说香茶“犹同”甘露饭，而“贵”于流霞。
对这珍贵的名茶，柳宗元自然十分赞赏和珍视，但是既为其物，更为其人，因为这是柳宗元在贬谪永州时的第一位友人所赠，且为亲手所采，关爱殷切，情意殷深，使困窘中的柳宗元倍感精神上的慰藉和友情的可贵。赞美茶叶，其实更是赞美友人的情谊。所以柳宗元要用“金鼎”烹茶，要以自作新诗回赠，更要从精神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
词的上片写病起后的心境。起句写其不思饮食。言其想着强吃一点，效果却不理想，身心状况并没多大起色。次句写因应之策。言其既然“强欲加餐”效果不好，万般无奈，只好陪伴病僧，长期吃斋念经，托身佛门。第三句写自己的心境。言此时此地，内心-片空虚，犹如缭绕的香烟从心头飘过，连一点香灰也没留下，真是万念俱寂，了无尘心，远离世界，清高极了，也淡泊极了，表达出作者超尘脱俗的情思。
词的下片写独坐停云观云、体验云之出没的理趣。“山上”句写云之出岫。陶渊明说：“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兮辞》)此处似化用其意，并以云自比，言自己早年本来无心出去做官，以功名富贵，就像朝来“云无心以出岫”，随风飘流一样，到处漂泊。“次第”二句从“鸟倦飞而知还”脱胎，言自己像出山之云，行雨之后就应归来一样，自己出而做官，为霖为雨，以济苍生，晚来，也是应该的。言外之意是说，落职还乡，也是一种归宿，自慰，真可以说是淡泊以明志。这四句以“云出岫”起，以“和归来”结，完整地体现了“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之意。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此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不能为此言也。”对于此词所写，我们也应作如是观，应当说它表明了作者胸怀淡远，不能以普通景语视之。
这是一篇构思新颖别致的散文。题目名曰《道山亭记》，但作者对道山亭本身的构造和外观几乎没有着墨，而是从遥远的历史和广阔的空间慢慢道来，如同电影中的远镜头逐渐向观众逼近，变为特写镜头，让读者既能从阔大的背景中远视，又能在焦点上细察，具有丰厚的美学韵味。作者以洋洋洒洒的文笔，描写了闽地的山川形势，水陆交通以及风土民情，然后点出道山亭的景状及其寓意。文章风格峭拔多变，文笔雄伟奇崛，短句纷陈，新颖别致。
文章一开始，描写道山亭的所在地闽中郡的历史由来和地理特点，尤其侧重从陆路和水路两个方面表现这里的高山险峻和溪水湍急，十分难行。走陆路如同抓着绳子攀登，“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走水路则石头错出急流间，千里上下，不见首尾，“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在陆路上行走，“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在水陆上行走，“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在这里，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和描写之能事，运用比喻和对比等艺术手法，予以浓墨渲染。特别是对溪水湍急状貌的描绘，十分生动：“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
接着，作者的笔触将描写的空闻进一步缩小到侯官，重点表现这里的地理特点、风俗人情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侯官地平且广，离周围的山较远，南有闽江，东有大海，商船云集、人们喜建华丽住宅，尤其佛、道宫观数以百计，十分瑰丽奇特。这些叙述和描写，十分精练而又富有代表性，为道山亭的建造展现了一个优美适宜的环境。
但是，作者的作文最重“以文明道”，所以他写此文的目的并不仅仅表现道山亭的迷人景致，而是重点赞赏知福州政绩名震遐迩的程师孟及其建造道山亭的举措。因此，文章的后半部分虽然篇幅不多，但却是重心所在。作者介绍了程公建造道山亭的具体地点、动机和目的，并把程公建道山亭看作其诸多政绩的一部分，肯定了封建官吏在政务之余追求耳目之乐的合理性。这对作者来说，是难得的思想闪光。他不仅认为道山亭建造的地点好：“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更欣赏程公“抗其思于埃墙之外”的壮志，与取名为“道山亭”相吻合，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曾巩的精神追求。
文章既写景又写人，写景从大到小，层层深入，清晰传神。写人（程公）紧扣道山亭的由来，突出其精神风貌，点面结合。文章以道山亭为核心，旁及它的地理特点和人文景观（包括它的建造者），关键处顺便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显得有条不紊，简练生动，给读者留下鲜明而又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首寄赠词。词作上片写苏昆生的沦落及节概，凛凛动人语意极为沉痛；下片写左良玉军容之盛，气势雄壮，写苏昆生凄凉晚景，凄恻生悲。词采用倒叙手法，表达对苏昆生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凄凉怀抱。
词作上片描绘苏昆生沦落半生的遭际。首句“吴苑春如绣”，点明时令和地点，这为反跌下面描述苏昆生的坎坷遭遇作了铺垫。接写“笑野老、花颠酒恼，百无不有”，句首用一“笑”字，表明作者对此持不以为然、冷眼旁观的态度。先以“野老”作陪衬，下面写苏昆生：“沦落半生知己少，除却吹箫屠狗。算此外、谁欤吾友？”正面直叙苏昆生半生沦落失意，在那些“花颠、“酒恼”人中，他找不到知己，只与吹箫者屠狗者等市井辈为友。伍子胥与高渐离，皆身处下层，隐于市井是有节概的豪侠之士；且二人一吹箫、一击筑，都精于乐器，由此见出苏昆生不同于寻常艺人。这里以问句加以强调，起到赞扬的作用；亦暗示左良玉一死，苏昆生失去知己。
结末：“忽听一声《河满子》。也非关、泪湿青衫透。是鹃血，凝罗袖”。这三句写作者听了苏昆生悲壮的歌声，感动得泪流满面。这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悲，更有故国黍离之悲“河满子”。“泪湿青衫透”，化用了白居易《琵琶行》的诗句。但作者的泪与白居易的泪，两者有明显的不同，白居易的“青衫湿”是因为自感和弹琵琶的商妇“同是天涯沦落人”从而引起了共鸣；而作者今日听到苏昆生的歌唱落泪，却是因南明覆灭的亡国之恨而引起，这里的“非关”二字，可谓沉重至极。“是鹃血，凝罗袖”将无限的亡国之痛，深蕴其中。由此收束上片，转入下片。
词作下片从回忆当年左良玉军容盛况，转到苏昆生当前的凄凉暮年。开首三句：“武昌万叠戈船吼。记当日、征帆一片，乱遮樊口”，描绘当年左良玉正要发兵东下，讨伐奸党马士英时的军容盛况。从用词“吼”、“征帆”看出，左良玉的军队正有所行动——东下讨伐。这里作者以夸张手法，以声音“吼”、动作“乱遮”制造了声势和气氛，写出左良玉军容所不可阻挡的势概。这实也是侧写苏昆生，当时他正在左良玉幕中，获得知己之时。然而“隐隐柁楼歌吹响，月下六军骚首。正乌鹊南飞时候”，“隐隐”句为过渡“月下”句，隐喻左良玉之死，“正乌鹊”句喻苏昆生沦落无依。“正乌鹊”与前面“沧落半生知己少”相应。可见，前面竭力写左良玉军容之盛，正为了反跌苏昆生目前之凄凉。接写目前：“今日华清风景换，剩凄凉、鹤发开元叟。”前句暗喻改朝换代一明亡后句以唐代著名乐师李龟年比苏昆生，用“开元”表明他为前朝旧人。“风景换”，喻江山易主。结末：“我亦是，中年后。”言外之意，作者自己也是“开元鹤发叟”。这是安慰苏昆生，也是写自己的沦落之悲与故国之思。语意表面看来是以淡笔出之，然内涵丰富，感情沉重。
整篇词在写作上，用喻贴切，以李龟年喻苏昆生，二人在特长、思想、节概、遭际及所处时代特点都极其相似；运用夸张手法，写左良玉军容之盛，而以反跌手法，写苏昆生暮年之凄凉，均收到极好的艺术效果。歇拍二句，转述自己，看似平淡，实蕴含了词人无限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