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首先描绘出一位贫妇的画像：她鬓云散乱，头上别着自制的荆条发钗，身上穿着当年出嫁时所穿的布裙，足见其贫困寒俭之甚（“世所稀”）。这儿不仅是人物外貌的勾勒，字里行间还可看出一部夫妇离散的辛酸史。《列女传》载“梁鸿、孟光常荆钗布裙”。这里用“荆钗”、“布裙”及“嫁时衣”等字面，似暗示这一对贫贱夫妇一度是何等恩爱，然而社会的动乱把他们无情拆散了。“布裙犹是嫁时衣”，既进一步见女子之贫，又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思念。古代征戍服役有所谓“及瓜而代”，即有服役期限，到了期限就要轮番回家。从“正是归时”四字透露，其丈夫大概是“吞声行负戈”的征人吧，这女子是否也曾有过“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杜甫《新婚别》）的誓言，那是要读者自去玩味的。
于是，三句紧承前二句来。“胡麻好种无人种”，可以理解为赋（直赋其事）：动乱对农业造成破坏，男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田园荒芜。如联系末句，此句也可理解为兴：盖农时最不可误，错过则追悔无及；青春时光亦如之，一旦老大，即使征人生还也会“纵使相逢应不识”呢。以“胡麻好种无人种”兴起“正是归时底不归？”实暗含“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意，与题面“怀良人”正合。
这还不能尽此句之妙，若按明人顾元庆的会心，则此句意味更深长。他说：“南方谚语有‘长老（即僧侣）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老，言僧也，必无可得之理。故云。”（《夷白斋诗话》）原来芝麻结籽的多少，与种时是否夫妇合作大有关系。诗人运用流行的民间传说来写“怀良人”之情，十分切贴而巧妙。“怀良人”理由正多，只托为芝麻不好种，便收到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所以，此诗末二句兼有赋兴和传说的运用，含义丰富，诗味咀之愈出，很好表达了女子“怀良人”的真纯情意。用“胡麻”入诗，这来自劳动生活的新鲜活跳的形象和语言，也使全诗生色，显得别致。
绝句“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杨载《诗法家数》）。此诗末句由三句引出，正是水到渠成。“正是归时底不归？”语含怨望，然而良人之不归乃出于被迫，可怨天而不可尤人。以“怀”为主，也是此诗与许多怨妇诗所不同的地方。
这是一篇政治抒情诗 。《唐诗鼓吹评注》谓 ：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称藩镇李克用 。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李克用占据邢 、洛、 磁三州。昭宗不顾多数大臣的反对，采用了宰相张浚等人发兵讨李的主张。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结果三战三败。张浚的副手孙揆，就在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长治西南）时被杀。李克用的军队乘胜纵兵夺掠晋、绛、河中一带 。百姓家破人亡 ，赤地千里 。大顺二年春正月 ，昭宗被迫罢了张浚等人的官，二月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 。 诗人吴融时在潞州金桥，有感于此，写下此诗。
首联“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的意思是：皑皑白雪覆盖着巍巍太行，重峦叠嶂，高耸在晴朗的天空。红日、白雪、蓝天，色彩鲜明，宛若浮雕。时令已是早春二月，莽莽郊原依然是北风狂舞，寒意料峭。一个“尚”字，用得极妙，写出了诗人的心境和感触。目之所见，体之所感，丝毫没有春意。景色之美，气候之寒，更衬出诗人心中的悲凉。两句为下面的“感事”，渲染了气氛。
颔、颈两联，一连串用了四个历史典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和感叹。用典，是古典诗中常用的一种形象化的手法。一首诗中过多地用典，往往会弄得诗意晦涩难明。《金桥感事》虽连用数典，却不觉难懂。诗人正是在曲折变化中，贴切地表达了难以直言之隐旨，把抽象的感情变得形象化、具体化了，题旨亦因之更为突出、鲜明。“饮马”，是用《左传》故事。公元前579年，晋楚战争中，楚军骄横狂妄，扬言“饮马于河（黄河）而归”。这里比喻李克用有“饮马于河”的军事野心。因为李克用的军队，早在公元883年（中和三年）与黄巢作战时，就已打进过帝都长安，故说“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用了北齐斛律光射落雕鸟的故事。“雕”是一种鸷鸟，猛健善飞，不易射得。这里用斛律光的英勇善射，暗喻实力强大的李克用将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这句是说李军正蓄谋打过太行山。
“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笔锋一转，由述古喻今进而抒感言怀。诗人没有直抒胸臆，仍然是借用典故来表达。“百年”句用了周朝辛有的故事。周平王迁都洛阳时，大夫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个披发的人在野外祭祀。披发是戎族的风俗习惯，辛有据此预言这地方必将沦为戎人居住。辛有死后，戎人果然迁居于伊水之滨。诗人在藩镇割据的混战中，预感到唐王朝必将灭亡。他不可能直陈其事，但又不能不说，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辛有的预言生前无人理睬，死后却备受赞叹，这根本没有作用。肺腑之言，泻于毫端。尽管个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诗人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时魏绛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的大夫。晋国所在地的山西，是个汉、戎杂居的地方，民族间经常发生战争。魏绛曾建议用“和戎”方式解决矛盾，他认为“和戎”有“五利”，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主张，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时”的政治效果。这句，通过肯定魏绛，婉转地批判了唐王朝这次对李克用的用兵。
“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中以情景交融之笔结束全诗。夕阳西沉，长亭遥对，哀笳一曲，戍烟四起，在这般战乱凄凉的环境中，一位“惊时感事俱无奈”（见其《重阳日荆州作》）的诗人，独自忧愁、感伤。胡笳，是一种乐器，可以表达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感情。这里用一“哀”字状胡笳声，不仅把客观世界的声音同诗人主观世界的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暗示着这次战争的失败，必将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戍烟”，戍楼的烽烟，与在太平时节的缭绕炊烟全然不同，给人一种动乱不安的感觉。二句十四字，把情、景、事，声、色、形，熔铸于一炉，真是极尽精炼概括之能事。
全诗情感激越，悲愤凄怆，诗人的忧思愁绪，在诗中层层推进，千回百折，读来让人荡气回肠，心潮起伏。
这首诗是通过以养蚕为业的农妇入城里卖丝的所见所感，揭示了怵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剥削者不劳而获，劳动者无衣无食”的形象，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的不满。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写蚕妇的伤感。妇人昨天进城里去卖丝，回来的时候却是痛哭流泪。“泪满巾”可以看出蚕妇感情刺激之深。诗人用朴素的语言无声地揭示了社会的极端不公。通过对一个蚕妇经历与感受的叙写，表达了对下层劳动人民处境的深刻同情。诗中不着一字议论，却无声地描绘了以养蚕为生、深居僻乡的劳动妇女这一形象。蚕妇初次进城，竟发现了自己贫困终生的根源，难怪她要悲伤，要痛哭流泪了。那位蚕妇的神态、见闻、感受都写得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就以这么一个生活细节，来深刻揭露封建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立意深刻，构思巧妙，显示了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力和高度概括力。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揭示蚕妇是因为有感于获而不劳、劳而不获的不合理社会现实而伤感。蚕妇之所以会痛哭流泪，是因为她看到，城里身穿丝绸服装的人，都是有权有势的富人。像她一样的劳动人民，即使养一辈子蚕，也是没有能力穿上美丽的丝绸衣服的。诗人用明显对比的手法概括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揭露统治者不劳而获的不合理现实，极有说服力。
诗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悲苦，表达了诗人对养蚕农妇的同情，对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的愤恨，以及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控诉和鞭挞。
全文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谈竹子的四种美德：建善不拔，中立不倚，应用虚受，砥砺名行，夷险一致；正因为有这些美德，君子们多将之作为“庭实”。第二段写自己与竹相知相处的经过。那是自己借居已故相国府宅东亭时，有感于原先种的竹已“枝叶殄瘁，无声无色”；经询方知其竹现状是与“他人假居”、无人爱惜竹子有关。于是乎，作者“乃芟翳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爱惜并护理竹子将近一整天时间，他旋即感到，竹子以清光朗韵回报自己，付出真情。第三段借竹子前后不同际遇，谈人才的遭遇。竹子“似于贤”得到人之爱惜和培植，对“真贤”的人又怎么得不到爱惜和培植。竹子与草木，就像贤才与一般人；竹子是不能自我张扬优点，而是靠人赏识它；贤才不能自我张扬才干，而是要各级领导使用贤才者，才能发现贤才们的才干，重用之。因此，贤才被各级领导掌握着命运。
文章以竹喻贤人，表达了作者仰慕贤者的高贵品质，决心坚定不移、正直无私、虚心体道、砥砺名行的志向，同时渴望当权者善于发现人才，爱惜人才，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华，对于人才不被重视的现实流露了隐忧。文章描绘竹之形态，观察入微，抒发感慨，真挚动人；行文流畅，语言朴素，不事雕琢，意境新颖。文章风格与其诗歌一样，通俗平易，有为而作。
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作者仰慕贤者的心情和盼望执政者善待贤才的意愿。通篇率真自然，不事雕琢，文字省净，意境清新。
此诗虽然题为《葛屦》，实际上却是写了一个缝衣女奴为主人家缝制衣服所体现出的贫富不均。缝衣女因受女主人的虐待而生不满，故作此诗而加讽刺。旧说如《毛诗序》云：“《葛屦》，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朱熹《诗集传》云：“魏地陋隘，其俗俭啬而褊急，故以葛屦履霜起兴而刺其使女缝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夫履霜以葛屦，缝裳以女手，……以象揥之好人为而服之，则未免近于趋利，”“不惟啬而又褊矣，故可刺。”这些说法都没有抓住要害。
全诗共两章，前章先着力描写缝衣女之穷困：天气已转寒冷，但她脚上仍然穿着夏天的凉鞋；因平时女主人对她的虐待和吝啬，故她不仅受冻，而且挨饿，双手纤细，瘦弱无力。尽管如此，她还是必须为女主人缝制新衣。自己受冻，所做新衣非但不能穿身，还要服侍他人试穿，这非常凄惨。
因前章末尾有“好人服之”句，已引出“好人”，故后章作者笔锋一转，着力描写女主人之富有和傲慢。她穿上了缝衣女辛苦制成的新衣，连看都不看她一眼，还故作姿态地拿起簪子自顾梳妆打扮起来。这种举动自然是令缝衣女更为愤慨和难以容忍的。
至此，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此诗实际上用了一个很简单而又常见的手法，即对比。作者有意识地将缝衣女与女主人对照起来描写，两人的距离立刻拉开，一穷一富，一奴一主，马上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十分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
除了对比，此诗在艺术上另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细节的描写。细节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或揭示人物性格常能起大作用，小说中常有，诗歌中并不常用。由于此诗有两个女性人物在内，所以作者也进行了细节描写，如写缝衣女只写她的脚和手，脚穿凉鞋，极表其受冻之状；手儿瘦弱，极表其挨饿之状。这两个细节一经描摹，一个饥寒交迫的缝衣女形象便跃然纸上。再如写女主人，作者并没有描摹她的容貌，只是写了她试穿新衣时的傲慢神态和扭身动作，以及自顾佩簪梳妆的动态，便刻画出了一个自私吝啬、无情无义的女贵人形象。
最后要说的是此诗的点题作用。坦率地说，如果没有末尾“维是褊心，是以为刺”两句，仅以前面的描写和对比论，很难说出它有多少讽刺意义；只有当读者读至末二句，方知这诗具有讽刺意味，是一首讽刺诗。这便是点题的妙用。有此两句，全诗的题意便立刻加深；无此二句，全诗便显得平淡。当然，讽刺诗在末尾才进行点题，跌出真意，这是常有的，但读者不得不承认这实际上已成了此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第三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