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之中所以会出现“淫词”,原因即在于那种视女性为玩物的享乐意识在作祟。因此综观宋人所作的宴会词,可谓最为典型和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的享乐生活和享乐心理。
柳词中不乏此类描绘,此词写男女杂处宴饮之乐,美酒、音乐、银烛、佳丽,更有巧笑、艳歌,宋代秦楼楚馆之繁华闹热,是一种形象的文献资料。自然,它是文学,因而具有某种感染力。就看那个风流之人,暗向灯光低迷处。频频卖弄她那万种风情,惹得人意马心猿。同时,她的行动也招来了同行们的忌妒与不满。柳永往往如此,于铺排敷陈之未了,抓住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使全词皆活,给人留下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首词调,创自清真。写离别情景,故能随意驰骋,而又与音调协合,具声乐美。
词上片写送别,下片写别后之思。词中运用陪衬、反衬、熔情入景、化用前人诗文之语等多种手法,细腻曲折地写出了送别怀人的悲凄与深情。全词所表现的惜别、怀旧之情,显得极为蕴藉,只于写景、叙事、托物上见之,而不直接流露。
起两句“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写送别的地点、时间。时间是夜里,夜是美丽的,又是温馨可念的,故曰“良”;联系后文,地点是靠近河桥的一个旅店或驿站;用《诗。小雅。庭燎》的“夜如何其”问夜到什么时分了,带出后文。“斜月远堕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远远凉露沾衣。”夜是露凉有月的秋夜。但送别情人;依依不舍,故要问“夜何其”,希望这个临别温存的夜晚还未央、未艾。可是这时候,室内铜盘上已是蜡尽烛残,室外斜月余光已渐收坠,远远的凉露浓到会沾人衣,居然是“夜向晨”了,即是良夜苦短、天将向晓的时候。这三句以写景回答上文;又从景物描写上衬托临别时人心的凄恻和留恋。“斜、堕、余、凉”,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烛泪”更是不堪。周邦彦词喜运化唐诗。“烛泪”句即运化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李商隐《无题》诗“蜡炬成灰泪始干”。
“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收束前面描写,再伸展一层,说临别前的聚会,也到了要“散离”的时候,那就得探看树梢上星旗的光影,谛听渡口风中传来的鼓声,才不致误了行人出发的时刻。
“参旗”,星名,它初秋黎明前出现于天东,更透露了夜的季节性。鼓,可能指渡头的更鼓,也可能指开船鼓声,古代开船有击鼓为号的。观察外面动静,是为了多留些时,延迟“散离”,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才走,从行动中更细腻的写出临别时的又留恋、又提心吊胆的心情。“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写到出发。大约从旅舍到开船的渡口,还有一段路,故送行者,又骑马送了一段。从骑马,见出送行者是男性;从下文“遗钿”,见出行者是女性。这段短途送行,作者还是不忍即时与情人分别,希望马走得慢点,时间挨得久点。词不直说自己心情,却说马儿也理解人意,纵使人要挥鞭赶它,它也不忍快走,这里用拟人手法,将离情别绪层曲婉转的道出。
过片“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三句接写送别后归途。情人一去,作者孤独地带着离愁而归,故顿觉野外寂寞清旷,归途遥行,对同一空间的前后不同感觉,也是细腻地反映送别的复杂心情。“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这三句是一个大的转折,转得无痕,使人几乎难以辨认。读了这几句,才了解上面所写的,全是对过去的回忆,从这里起才是当前之事,这样,才使人感到周词结构上的细微用心,时空转换上的大胆处理,感到这里真能使上片“尽化云烟”。《海绡说词》说“河桥”句是“逆入”,“前地”句是“平出”,“逆”即逆叙以往,“平”即平叙当前。这里的第一句领起后文。直贯到全词结尾;第二句情人去后,不见遗物,更无余香余泽可求;第三句写旧时路径,已迷离难认,“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送别是晚上和天晓时候;重游则傍晚,黄昏中的斜阳,照着高与人齐的兔葵、燕麦的影子。这两句描绘“斜径都迷”之景,有意点出不同期间;又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有”的典故,表示事物变迁之大。感慨人去物非的细腻心情,完全寄寓于景,不直接流露,故《艺蘅馆词选》载梁启超评这两句词说:“与柳屯田之‘晓风残月’,可称送别词中双绝,皆熔情入景也。”下面三句:“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说过去列坐的草地上,徘徊酹酒,向着情人远去的西边方向,望极天边,而欷歔叹息,不能自已。“欷歔”二字,直接摹态抒情。
这首词写情细腻、沉着,语句起伏顿挫,结构上层层伸展,时空变幻灵动飞扬,过渡自然,风格上哀怨而浑雅,堪称送别怀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