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首联追寻“愁”的踪迹。大千世界，“愁”不会有人主动喜欢，但却无影无踪无时不在人的身边，有时会不请自来，来了又赶不走，它来了总是一半藏在人的心里——“愁肠百结”，一半写在人的心灵之窗——“愁眉苦脸”。
颔联揭露“愁”潜入的时机。深谙愁苦的人总会把“愁”贮藏在心房僻远的角落里，再筑起精神防线提防它侵袭，可“愁”欺人时，它会随机而出，无孔不入。诗人认为“愁”最容易潜入的机会有二，一是风雨摧花春归去，落英遍地孤者见，最能使人愁肠寸断，思虑万千，如李煜《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亡国哀愁；欧阳修《蝶恋花》“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青春少妇被抛弃之悲愁。二是心中有愁情的人借酒浇愁，待酒醒后眼见残月斜照窗棂，想到人的“悲欢离合”、月的“阴晴圆缺”，“愁”会冲破防线，悄悄爬上心头，使人更加愁肠百结，忧愁悲伤，愁人之“愁”会“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范仲淹《御街行》）。此联可能是作者的经验之谈。
颈联写“愁”的情状。苦恼的忧愁如藏在愁人的心中，印在愁人的眉间，那愁人就会感觉到“愁”像万顷连天草铺天而下挥不去，就像千万条盖地丝绳网冲不破，他被严严盖住、紧紧捆住，困在其中，痛苦不堪。想挣脱这“柔”若草“乱”若丝的“愁”绪实叫人无可奈何。
尾联写“愁”无处不在。“愁”如此气人、欺人、恼人，可能那些王侯将相达官贵人们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姬歌妾舞、骄奢淫逸的生活，不知愁为何物，除此之外，“愁”乃“人问何处不相随”。
“愁”究竟为何物，曹植《释愁文》有此一释：“愁之为物，惟惚惟帆。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
这首《咏愁》诗如李商隐咏《泪》诗写泪而不见“泪”字，此《咏愁》诗也满篇不见“愁”字，这类诗近似制谜语的文字游戏，都以巧丽取胜，真如前人所评“格虽不高，却有神无迹”。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此文由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在仪征县发生的一场火灾生发，先交待了这场火灾的时间、地环境和严重后果，再极力渲染火灾的场面，然后具体地描写了盐船起火后盐民死难的悲惨景象，最后写死者的无辜及其亲人的祭奠。全文摆脱了骈文的形式主义倾向，结构上紧扣“'哀”字，细节描写上生动逼真，抒情上往往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悲哀与同情，真切感人。
首先，在结构上，作者采用层层深入、步步推进的手法。不断变换审视角度，通过生动地描绘景象，抒发情感，把哀愤之情逐步深化，收到了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第一段是全篇总冒，交待了惨案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和结果，其中特别提到“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并且是“一夕并命，郁为枯腊”。这样突然的变故和悲惨的结果，骇人听闻。全文起手就显得突兀不凡，虽简洁明了，但一股悲愤之情，却直透人心肺。第二段转入正面描写整个大火场面，极力渲染悲惨气氛。一开始，先写出隆冬寒冷、江中风大这阴森可怖的环境，为大火的突发和猛烈设下伏笔。接着写大火发生，先是“星星如血”，紧接着是“百舫尽赤”，然后是船民奔走狂呼，而后是烟消火灭，“齐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长诀”，最后是“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用浓墨重彩。次第写出了大火发生的经过，展示了整个火灾的生动场面，而哀愤之情激荡于字里行间，给人以深刻的感受。这是大笔勾勒、宏观把握，在第一段的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第三段又转换笔触，集中描写船民奔走逃生的情景和被淹死、烧死的惨状，是具体描写、微观透视。作者写了船民的仗义互救，也写了他们的奋力逃生，然而这一切都敌不过无情的大火和滚滚波涛，“乃同归于死地”，尸体奇形怪状，无辜的船民死不瞑目。这些伤心惨目的描写，字字句句浸透着作者的血泪，更深一层地打动着人们的恻隐之心。第四段更进一步写死者的无辜和亲人的祭奠。那“麦饭壶浆，临江呜咽。日堕天昏，凄凄鬼语。守哭迍邅，心期冥遇”的惨景，几乎令人心绝。经过层层描写，不断渲染烘托，悲哀之情到此达到顶点，整篇文章产生出感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力量。全文各段，整体看来显得大开大合，上段末顺势收束，而下段又掉换笔锋，推宕开去，看起来似乎是另起端绪，实际上是亦宕亦接，若断还连，步步引进，不断深化，使文章具有浩浩荡荡的宏大气势。这种结构上的错落有致，独辟蹊径，把悲哀之情表现得极为浓郁，极为深沉，令人感动不已。
其次，在细节描写上，细如毫发，生动逼真。为了表达对船民的满腔同情之心，细节描写即大多集中在船民身上。第二段中以“群饱方嬉，歌咢宴食。死气交缠，视面惟墨”写火灾发生前夕的船民，前两句表现平和安居生活，十分生动形象，是对以后描写大火的反衬；后面两句又给这种暂时的平和生活蒙上阴影，预兆灾祸之将来，倍觉凄切。以“跳踯火中，明见毛发。痛謈田田，狂呼气竭。转侧张皇，生涂未绝”写火灾发生时船民在火中的情形，把船民在大火中仓皇奔窜、痛苦呼号、奋力挣扎的动作、声音和神态表现得极为生动、准确而又细致，绘声绘色，历历如在眼前，使人怵目惊心。写死难船民的尸体，更加惨不忍睹：“出寒流以浃辰，目睊睊而犹视。知天属之来抚，慭流血以盈眦。诉强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剥支离，漫漶莫别。圜者如圈，破者如玦。积埃填窍，攦指失节。”作者以较多的笔墨来详细描写尸体的形状，深刻地展现这场悲剧的受害者的惨况，让人们如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了这些船民的不幸遭遇，对这场灾难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从而产生出对受难者的无限哀痛和同情。这些细节刻画既对大笔勾勒作了补充，又对表现全篇主题起了深化的作用。
再次，在情感抒发上，作者往往直抒胸臆，反复写出自己悲哀的叹息之声和愤怒的抗争之意，把感情表达得荡气回肠。第一段末尾，作者在刚刚点出这场悲剧后，就情不自禁地喊出：“烈烈厄运，可不悲邪！”悲怆之情，震荡心魄。到第四段，作者的情感几经酝酿，愈加浓烈，不断地发出悲声：“呜呼哀哉！”、“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悲夫！”直到最后，作者的同情之心上升到极点，心情也更加沉痛，终于爆发般地呼喊出：“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可谓字字凝血，句句含泪，把一个“哀”字表现得人木三分，使读者的心灵不能不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最后，此文是一篇骈文却摆脱了骈文“饰其词而遗其意”的形式主义倾向，没有因用典、对偶等方面的限制，而形成板重和呆滞的缺点；相反，作者能举重若轻，控纵自如，把典故、词语化解在对场面、人物的具体描写中，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思想感情，十分真切动人。
《仁和里杂叙皇甫湜》共二十句，平仄声交替押韵，不断换韵，诗意也不断地转换。首四句，押平声“寒”韵，诗人自叙应河南府试时的贫窘状况，母亲给予的马很瘦弱，族人借给的住宅墙垣断缺，院里小径纵横，破篱上挂着几颗残枣。次四句换押上声“有”韵，转写皇甫湜失意潦倒的近况，他解下黄绶，脱落衣冠，早晓沉湎于饮酒。“枉辱”四句，上、去声“潸”、“铣”、“翰”韵通押，叙述自己蒙皇甫湜赏识，方欲荐引。但一到长安。又遭排摈，诗意正指皇甫湜支持李贺赴京应礼部试而遭失败的往事。“那知坚都相草草，客枕幽单看春老。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四句，上声筿、皓通押，控诉礼部官员选拔人才，草率从事，又描写自己应考失败后憔悴失态的情状。结尾四句，换押平声先、寒韵，诗人向相知的前辈坦陈心胸，意欲向吏部上书。“长如天”，以浩无边际的空间，比喻时间之久长。后来的事实证明，皇甫湜与李贺再也没有碰过头，正是“长如天”。
李贺想通过科举，作为仕宦的正途，从而实现自己进步的政治理想。但在“任人唯亲”路线的抑制下，这种希望是难以实现的。从亲身“逢楔犬”的遭遇中，诗人对“坚都”这批握有用人重权的腐朽势力，发出了“相草草”的怒斥，表明他已经感受到当时政治的黑暗，表达了他对腐恶势力压抑人才的憎恨。诗人情绪很复杂，所以此诗题为“杂叙”，很切题。诗中所述人事，所抒情感，情真意切，为读者深入认知李贺生平事迹及其交游，提供了重要依据。
吴闿生《跋李长吉诗评注》：“昌谷诗上继杜韩。”韩，就是韩愈。李贺诗深受韩愈的影响，此诗就是一例。《仁和里杂叙皇甫浞》不论叙事、抒情、造语，均极奇崛，绝去畦径，有韩愈的风调。全诗想象奇特，峭拔警迈。诗笔纵横腾跃，运用古体诗用韵比较自由的特点，多变的韵脚与多变的诗意相配合，造成韵脚密集，韵律谐和，读来朗朗上口。
廖燕在1647年初至广州，为时一年。这一年十二月，吴三桂联合耿精忠、尚之信发动叛乱，三藩之乱起。数月之间，连陷辰州、沅州等地，据岭南六省。此时，斗争性质未明，廖燕寄予复明厚望。于是，在广州写了这首诗，时间当在1647年末，或1648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