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写了诗人渡江时见到的晚景，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山是“参差没”，火是“次第生”，处处体现“暮晴”的特点。
诗的后四句触景生情，抒发自己对南朝史事的感慨，诗中的“麾扇渡”在南京秦淮河上。前两句诗相对照，一句赞颂名士顾荣平叛有功，后一句写南朝的灭亡，从而流露出对南京亡国的伤感，后两句诗，诗人运用典故“秦淮玉笛声”来写南朝灭亡的伤心史，不能不使人惆怅，在秦淮河上，又听到用笛子伴奏，像是又唱起《玉树后庭花》。这里诗人借写南朝陈后主荒淫亡国的许多伤心事，来怨恨朝廷不引以为戒，致使国破家亡的感慨。
诗词在艺术手法上，用词精炼真切，动景出神入化，体现了神韵派诗的特点。给人一种诗中有画的感觉。另一个特点是运用典故，意寓含蓄，耐人寻味。诗人咏怀古迹，提到了“怨”，是因为什么怨，诗人写得非常含蓄，特别是最后一个典故“秦淮玉笛声”道出了作者咏史的原因，抒写亡国的缘由，可这也是含蓄的，略显深沉。
诗的开头从赤骠马的神骏落笔。首句用画家难以描绘来虚写一笔，次句用一新奇的比喻来写马的形象：好似一片桃花色的旋风在回旋。“旋风”与“桃花色”构成难以捕捉的形象，从而落实了“画不得”。这是动的描写。三、四两句用名贵的装饰来进一步衬托马的神骏，全用颜色搭配，写得色彩摈纷。这是静的描写；诗的次四句从试骑的方面写马。“尾长”一句从马本身形象写，“自矜”和“百金”两句则分别从骑者的心理和价格的高贵两方面写，都突出了马的不同寻常。“新买时”一句自然引出下文。
以下四句写“新买时”的情景。“香街紫陌凤城内，满城见者谁不爱”，这两句用京城人们的反映对马作侧面烘托。“扬鞭骤急白流汗，弄影行骄碧蹄碎”，这两句则从疾驰和缓行两方面对马作直接描绘。这四句写得很有概括力而又十分形象；京城里的人们仿佛看到：新买的赤骠马穿过京城大街小巷，一会儿扬蹄疾驰，一会儿摇尾缓行，路旁人们无不喧喷称赞。作品就用这种环境把马的神骏突显出来。接着四句又从精心修饰喂养的角度，与众马比较写赤骠马。“独意气”，“偏雄豪”，从马的神态方面写出它的不凡气概。“骑将猎向南山口”以下四句选取了一个特定的射猪场面，以迅疾的狐免，矫健的苍鹰与赤骠马比较，来突出“疾如飞”的赤骠马奔跑的迅捷，“草头一点”，把马的姿态写得轻快而又飘逸。
以上对赤骠马作了尽情描绘，以下八句则转而写卫节度。开始三句对卫节度的富贵加以赞颂，第四句又归结到马上，但不单写马，而是将人与马合起来写：人以马而增辉，马以人而生光，赞扬赤骠马而及于卫节度。诗的最后四切仍将人与马并写，男儿称意，马儿神骏，人马均属不凡。结尾两句则以卫节度和赤骠马双扇作结，扣应题意，预言卫节度将获取更大战功。
这首诗采用铺叙的写法从各个方面极写赤骠马的神骏，其中运用大量比喻和衬托，把骏马写得如在目前；最后赞扬骏马而及马的主人，手法高明。
廖燕在1647年初至广州，为时一年。这一年十二月，吴三桂联合耿精忠、尚之信发动叛乱，三藩之乱起。数月之间，连陷辰州、沅州等地，据岭南六省。此时，斗争性质未明，廖燕寄予复明厚望。于是，在广州写了这首诗，时间当在1647年末，或1648年春。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