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运用流畅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在诗中形象地描绘了从征虏亭(在今南京)到广陵(今扬州)一带的江中夜景,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出游的喜悦之情。全诗语言如话,意境如画,对客观景物神态的描绘逼真传神,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两句写诗人坐在小舟上回首仰望征虏亭,只见那高高的古亭在月光映照下,格外轮廓分明。
第三句:“山花如绣颊。”唐人风俗,少女妆饰面颊,称“绣颊”。白居易有诗云:“绣面谁家婢,鸦头几岁女。”刘禹锡亦有诗云:“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扶。”李白是以“绣颊”代称少女,以之形容山花。这句诗是说,那征虏亭畔的丛丛山花,在朦胧的月色下,绰约多姿,好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伫立江头,为诗人依依送别。
“江火似流萤。”意思是说,那江上的渔火和江中倒映的万家灯火,星星点点,闪闪烁烁,迷迷茫茫,像无数萤火虫飞来飞去。
全诗描绘了一幅令人心醉的春江花月夜景图:岸上山花绰约多情,江上火点迷离奇幻;古亭静立于上,小舟轻摇于下,皓月临空,波光滟滟。诗人热爱祖国山河的美好感情和出游的喜悦,都从画面中显现出来。
这首诗的意境十分优美,作者选取江船、明月、古亭、山花、江火这些景物,把征虏亭一带的夜色描绘得既妩媚动人又生机勃勃。夜色,在一般诗人的笔下多是宁静的,呈现出倦倦睡意的,但在李白的笔下却是生动的,精神十足的。他用少女的风姿来比喻岸边的山花,一下子给江岸增添了无限的生气与活力。夜晚江船的渔火本来是静止的,但是作者却从自己行船的感受角度去写,把静止的渔火写成动态的,使江面的景象活泼起来,飞动起来。作品中的景观,归根到底,是作者性格的反映,这首小诗使我们感受到李白那种飞扬跃动的性格特征。
这首诗写的诗是诗人在门楼上凭高四望所见的景色,句句写远,却又始终未着“远”字,表现出形象描绘的高超技巧。
“城中烟树绿波漫,几万楼台树影间。”两句展开一幅长沙城内的夏日风光图。画面的中心是树。登楼一望,远树如烟,故称“烟树”。万木葱茏,层层叠叠,如同水波浩荡,所以喻为“绿波”。“漫”本来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字眼,用在这里却很新鲜,使人们清晰地看到,绿树如海,无所不在,仿佛不仅充满了整个长沙,并且正在漫溢出去。这就给人一种置身于无边浓绿之中的感觉。“几万楼台树影间”是进一步点染。“几万”,可见数量之多。如此众多的崇楼高台,却若隐若现于“树影”之间。这一衬托,这一装点,“城中烟树”的壮美景象就更加鲜明,也更富于立体感。
“天阔鸟行疑没草”句把目光移向城外,着一“疑”字,意味深长地表明所写的是远望的错觉。鸟行最初出现在上空时,还需要仰视,而当渐渐地飞向远处,虽然实际上并未降低高度,但显得越来越低,仿佛是在贴地而飞,以至于没入草中。这里,“鸟行没草”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动景,用以衬托“天阔”这一静景。因为没有“天阔”,就不见鸟行的远飞,也就决不会有这般错觉。此句以“天阔”领起,用意表现得很明显。
古代诗人在表现空阔辽远的意境时,常常并不扫尽景物,而是有意用小小点缀加以衬托,如鲍照《芜城赋》:“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还都道中作》:“绝目尽平原,唯见远烟浮。”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等等。所以,如果作者仅仅配置几行飞鸟来反衬“天阔”,就缺少新颖之处,而他的匠心正在于写出了鸟行远飞、缓缓消失的过程,让读者进一步从时间的推移感受到空间的苍茫无垠。
第四句写远望中的“江”,即湘江。王维《山水论》:“远水无波,高与云齐。”这一带地势本来就“卑”(低),与远水相形,如同陷进去一般,所以,就连那些山峦也仿佛要被淹没似的。“沉”是经过锤炼所得的诗眼。陶弼另一首《公安县》诗也有一句说:“远水欲沉城。”诗人重复使用这个字,用它来描写远水浩茫的情景,和王维《汉江临泛》中“郡邑浮前浦”的“浮”字异曲同工,意义相反的字眼同样真切地写出了水势之盛。“欲沉”,指将沉而未沉,既传达了远水浩茫给诗人的强烈主观感受,又恰当地把握住了描写的分寸。看似寻常却奇崛。
在句法上,这首诗采用“对结”(后联对偶)格。这种结尾虽有对仗工稳之美,却易流于板滞,故较为少见。但作者用得自然贴切:前二句单行,合写一景;后二句对偶,分写二景。景物的层次通过句式的变化显得清晰,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