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顷荷西子态，几千余寺贺君家。
画屏山色饶烟水，丽锦天光落晚霞。
惜景欲图湖上住，钓船泊处是生涯。
八百顷荷西子态，几千余寺贺君家。
画屏山色饶烟水，丽锦天光落晚霞。
惜景欲图湖上住，钓船泊处是生涯。
诗人乔吉一生是个落魄文人，爱好喝酒，以诗寄情，浪迹江湖。但他绝非轻薄之流。在这首曲子里，他描写的虽是一个弹琵琶的“雏妓”，他自己也与酒徒醉客为伍，但他内心的那份善良柔情却脱颖而出，与他人判然有别。 面对天真纯洁的琵琶女，诗人的心底萌动着丝丝柔情，不胜怜惜。他的笔落得很轻很轻，他的词用得极柔极柔，只怕一不小心惊扰伤害了面前的人儿。“声柔，轻纵，玉葱，翠峰”这四组词用得极为小心翼翼，又妙笔升华。既把女子的容貌体态烘托了出来，又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美妙空间。诗人虽然没有具体地描画女子的外貌，但读者可以从那些生动的词语中品味体会她的美。另一方面，她的娇羞胆怯，不谙世事，与酒徒醉客，狂欢热闹的场面形成巨大的反差，强烈地衬托出她处境的弱势与辛酸，引起诗人与读者的同情。
“和相思曲未终”，这一句值得玩味，它像一个省略号，把小小琵琶女难言的心理作了微妙的处理。同时，也把诗人的心理作了微妙的处理。她为什么没有把这一相思曲子唱完，是忘记了歌词，是不愿唱，还是唱不下去，不得而知。而善良的诗人，恰恰抓住了这个微妙的时刻，将读者的思绪引向想象的空间，给读者留下空白，留下富足。
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
这首词的上片结合神话传说写月蚀。“待话”两字，活脱出紫姑在天上寂寞，忙着到人间来的神情。下片是月开始复圆的一个镜头，月亮刚露出和秋月一样皎洁的面容，原来为月蚀而敲的锣声骤停，仰望等待的万众欢声雷动，踏歌四起。结尾说天公风流，更写出诗人对月蚀奇观的赞叹。全词富有人情味，是清新、风趣的民俗风情画。
“星球映彻”，此星球非彼星球，形象地描绘了星星点点闪烁花火的球状烟花，与人们今日遣词造句的习惯不同，读起来颇有趣。古时元宵放焰火，这首词描绘了一个月蚀元宵夜作者的所见，属于咏节序风物。
作者的写作手法非常老道，用“一痕微褪梅梢雪”暗示月食的开始。月食，在古代称为天狗食月，人们看到月亮缺一块，以为是被天狗吞了，赶紧敲敲打打发出巨大的声响想吓走天狗。待月食结束，人们便以为天狗被吓跑了，把月亮吐了出来，又敲锣打鼓地庆祝一番。适逢元宵佳节，这种庆祝较以往更为热烈。
人热闹，神也不甘寂寞，紫姑就在这个日子与爱人重会。紫姑是厕所里的神灵。中国人的审美，总是在出人意料处迸发。譬如刺绣，西方人若熟悉这门手艺，必定好好装裱起来悬于高堂细细欣赏。中国人则不同，把那些美丽的丝线艺术品安放到天天穿着的衣服上，而且不在醒目处刺绣，专挑袖口、鞋帮等易于磨损、不为人注意的隐秘地方。仿佛是有意地要让那些本就脆弱的美丽承受更多的磨砺、忍受更多的压抑。中国的神也是如此，中国人的厕所里也会安放一位神，还是位美貌的妇人，这是西方人的想象力再肆意发挥也想象不到的。而且这位厕所里的维纳斯有名有姓有来历：她姓何名楣字丽卿，是唐寿阳刺史李景的妾，是被大老婆虐待致死。一个女人死在污秽的厕所里，并以永生的方式被禁锢于其中，真不知上苍这个出于怜悯而产生的决定对这女子而言是拯救还是折磨。这位女子活着时遭受折磨，死去了还在厕所里展现受难的美——以受难为途径展现美，这个行为艺术西方人是让壮硕的普罗米修斯完成的。
传说紫姑是元宵节那天被虐杀的，所以正月十五那天是她的祭日，家家户户都要祭祀。英雄不问出处，不论紫姑走入神道的过程是多么不可思议，她已然是一位仙人了。仙人便是美丽傲物的，神话了的紫姑恢复了在世时的美丽容颜，而且时间尽情地倒流，流回到了她做受人欺凌的小妾之前的时光，她依然是一位娇俏的少女，可与月宫里的嫦娥仙子平起平坐。
李商隐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神话中最美的女子，一生背负着一个“窃”字。她本就是天上的神，为了恢复神仙的身份才窃取了丈夫千辛万苦取回的仙药。她回到了天宫，也付出了代价，她的代价就是生生世世的孤单。人间佳节，焰火漫天，人声鼎沸，唯有她在清冷的月宫里苦熬时光，连妆容都懒得打理。白白背负一个污名，却没有得到料想中的美好生活，难怪“窃药心灰”，后了悔。
紫姑是李景亡妾，嫦娥是后羿逃妻，都不是寻常妇人，属风流女仙。几个女仙尚且是风流若此，那么总管天下事的天公更是风流极品了。月食后的月亮并不是迅速恢复浑圆，而是如美人纤纤黛眉，美得动人心魄。风流的天公便故意让这美的瞬间拉长，让天下人同来欣赏这一弯秀眉。
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