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的内容来看，作者所送的部属，是位勇猛的壮士。诗的开头两句，气势突兀高昂，如疾风破空而来，军府下达了紧急的命令，这位壮士接下军令，身穿青色制服，跨上骏马，在万众欢呼声中腾跃向前，表现出惊人的勇敢。首句“青衫匹马万人呼”，化用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诗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而浑然无迹。这位壮士完成了怎样的军务，这里却含而未发，以便开展下文。第三四两句：“愧我明珠成薏苡，负君赤手缚於菟”，承前而来，也只从侧面回答。据刘克庄《后村诗话》记这首诗的本事说：“辛稼轩帅湖南，有小官，山前宣劳，既上功级，未报而辛去，赏格未下。其人来访，辛有诗别之云云。”联系诗句，原来这位壮士赤手缚虎，立了功劳，但作者此时却受谗去职，以致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第三句用“薏苡明珠”这个典故，表明自己的去职，是因为遭受别人的诬谤，正像东汉马援当年南征交趾归来，载回一车薏米种子，被人诬枉成带回一车明珠一样。作者在湖南安抚使任中，当时只有两年，不仅建成一支湖南飞虎军，成为铁马金甲一应俱全的劲旅；而且还动用官仓储粮，以工代赈，浚筑陂塘，使农田收到灌溉之利。明明是在推行利国便民的善政，却因此受到权贵的诬控和排挤，那么“愧”从何来，可见作者所“愧”的，是自己部属有功未能把奖赏落实，不是在政治军事措施上有了差错。第四句“负君赤手缚於菟”，正是点明了“愧”的原因。从诗的一“愧”一“负”当中，可以看出作者关怀部属而不计较个人荣辱的高尚风格。
第五六两句是作者“素负志节”的自白。“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表明自己惯于观书的老眼，明如宝镜，有知人之明。自己在论事方面，有胆有识，敢于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不像他人那样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作者赤心为国，始终抱着恢复中原抗金必胜的信念，在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他上过《美芹十论》，就宋金双方和与战的形势作具体分析，指出对金的斗争应积极争取主动，不要让“和战之权常出于敌”。他痛斥秦桧媚敌求和所起的摧抑民心、销沮士气的极坏作用。在乾道六年又对当时较有作为的宰相虞允文献过《九议》，指出抗击金人恢复国土，是关系国家和生民的大业，不是属于皇帝或宰相的私事。他的议论，英伟磊落，在当时主和派当权的时代是颇为惊人的。即使在淳熙七年他创建湖南飞虎营的时候，也曾经受中枢多次的阻挠和指责，甚至诬为“聚敛扰民”，但他敢于顶住这股压力，为了忠于国家，根本不顾个人的利害。诗中的“胆满躯”三字，正表明他之所以受谗被谤的原因。
诗的结尾两句，着重点明送别之情，第七句重点在被送者，祝愿对方鹏程万里，直上青云。第八句写自己送人的心情，只要被送的壮士有广阔的前途，到后来能为国家效忠宣劳，即使自己遭受政治上的挫折，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忍受“吾庐独破”的困厄生活也心甘情愿。这句用杜甫诗“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句意，“不妨”两字，展示诗人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优秀品质，表现一位久经沙场锻炼的大将热爱部属的可贵精神。
全诗脉络井然，中间四句意在笔先，力透纸背，第六句和第三句相应，第五句和第四句相应。诗中充满豪宕不平之气，显得悲壮而苍凉，雄健而沉郁。
这首词诸本题作“春景”。乃因伤春而作怀人之思。
首二句直笔写春。莺歌燕舞，花红水绿，旨在突出自然春光之美好。三、四句却转作悲苦语。化用李璟《山花子》“小楼吹彻玉笙寒”句。春光明媚，本应产生舒适欢畅之感受，而女主人公何以有这般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是为点题之笔。柳絮杨花，标志着春色渐老，春光即逝。同时也是作为别情相思的艺术载体。飞絮蒙蒙，是那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念人之情。因为有那刻骨深情的相思，所以忧思约带、腰肢瘦损。“人与绿杨俱瘦。”以生动的形象表达感情，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含意自在其中。直让人想象到一幅花落絮飞，佳人对花兴叹、怜花自怜的图画。
词人之心，或欲借春光盛衰之过程展示流转在节序交替中的伤春念远之情。词从愉快之景象叙起，乃欲反衬其心境之愈为悲苦。然而词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反衬的效果，甚而不惜极尽雕琢气力状物写景，终不免落于攻琢之痕。“溜”字本写花红之鲜艳欲滴，“皱”则欲状摹水波漾漪之态，亦不可谓不巧矣！然味之终觉神韵欠焉！究其原委，就在于它显得雕琢、吃力。正如其“天连芳草”句，如换“连”为“粘”，则失于穿凿矣！故《吹剑录》谓“莺嘴”二句：“咏物形似，而少生动，与‘红杏枝头’费如许气力。”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很多词评家们都恰切地指出了这一点：《草堂诗余》批曰：“琢句奇峭。”《弇州山人词评》评曰“险丽。”《古今词话词品》亦云：“的是险丽矣，觉斧痕犹在。”如此雕炼奇峭，有《粹编》本要以为此词乃黄庭坚所作，实在也是事出有因。
“诗缘情”，贵其感发之力量，“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尤重其内在之情味意境。而由于诗、词体裁的限制，其用字造句，又特别讲究锤炼洗净。但是这种锤炼不是刻意地雕章琢句。其用心尽管良苦而出之必须自然，浑成无迹，顺手拈来，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也。秦观此词中，“瘦”字的运用就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所以《草堂诗余》才又说：“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是公允之评。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也不乏此例。如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程垓“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摊破江城子》）新鲜奇特，形象生动，各具情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得其失，均当以审慎公允态度待之，不隐其得，不讳其失，对文学艺术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这首词以明月为媒介，以月之照临千里之外的闺房与边地想到了千里之外的亲人，表达了词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词的上阕前两句写千里共明月之意，接下两句写此时独自伤悲的心情，再二句描绘相思的情景，结处则以此刻边声、乌啼烘托相思之苦之无助。月的力量是无形又有形的，月光同时弥补了两地难以逾越的距离，使词人的思绪飞跃于两地之间，频频更换的场景模糊了边地于闺房的界限。上片层层转进，曲折婉转。
下阕进一步诉说相思的痛苦。前四句说悲歌不胜消受，悲泪暗流不止，其相思之苦状如此，奈何奈何？下二句又假想妻子也在为别离而伤感，再二句怨恨无梦可慰相思之痛，只有以违心之字的书信聊以自慰。最后二句宕开，是“违心字”的延伸。以思妇之口，道出了征人的不关心思念自己。语虽平淡，但却更显情致绵长深婉。因遥远的距离之隔产生的抱怨于误解恰恰表现出了与妻子感情笃挚、意气相投的底蕴。
全词意象繁密，情感细腻，在缠绵悱恻的思念中平添了慷慨悲凉之气。
如果说《诫子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的重要性，那么本篇《诫外甥书》则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
本文一开篇，诸葛亮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志当存高远”，即做人应当抱有远大的志向。具有远大的志向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呢？围绕着“志向”诸葛亮从正反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这几句话说明的是如何“立志”：慕先贤”即要以古圣先贤作为榜样，向他们看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样能够让人奋发向上，坏的榜样则能把人拖入深渊。孔子也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会为一个人源源不断的注入正能量。“绝情欲”顾名思义，断绝情欲。情，可以指爱情、友情或亲情种种，考虑到作者写此信的对象——外甥庞涣正值年少方刚，这里的“情”应当指爱情，或男女之欲。因此，“绝情欲”应当理解为不要沉湎于爱欲。弗兰西斯·培根在《论爱情》中说：“古往今来，伟人奇才罕有沉湎于爱情而不能自拔者。”，又说“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这和“绝情欲”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弃凝滞”则是说，人生在世，总会为一些繁杂琐事所困扰，而这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或者烦恼往往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因此，做到“志存高远”，站的高一些，看的远一些，人生的境界就会提升，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不为琐事所累，自然就做到了“弃凝滞”。做到以上三点，自然而然，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即使身处逆境，高远的志向也能“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其次，“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有了上面的立志的方法，那么这里就谈到实现志向（理想）的措施了：要做到“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就是要做到能屈能伸、随遇而安，要抛出心中无关的杂念，要认真听取别人的宝贵意见，虚心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要做到心胸开阔，豁达。一个人有了高远的志向，广阔的胸怀，就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那么，即使他暂时得不到提拔，才华不被别人所了解认可，也不会妨碍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后，作者又从反面进行了论述。
“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就是说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昂扬的斗志，坚强的意志，那么这样的人生最终只能在世俗中随波逐流，被儿女情长所束缚，地位低下，在平庸中耗尽一生！
诸葛亮的这篇文章只有短短八十余字，但却有很深的内涵。做为青年人，不光要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还必须有实现理想志向的具体可行措施和战胜困难排除干扰的毅力。不然理想就可能会成为一种空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沦为平庸下流。诸葛亮的这封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地思考，然后付之于行动，就很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反之，则必然失败。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曾教育弟弟们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些非同寻常人物的观点都凝聚了他们毕生的人生经验在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