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理解这首诗并不难。首四句，写遭贬后出游而自嘲自慰。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心情苦闷忧愤，感到环境十分艰险。于是常出游以求排遣，要趁着萧散闲逸之时，更加放纵自己的疏顽之性。其实，柳宗元不是真的萧散，而是被剥夺了参与政事的权利。柳宗元也不是真的疏顽，而是保守派打击迫害他的借口托辞。柳宗元强压满腔怒火，故作轻松调侃，自嘲自慰，表明了毫不屈服的内心思想。接着六句，写东山的高峻和构建西亭。柳宗元《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曾提及构建西亭的事：“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然而薪蒸蓧簜，蒙杂拥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将有见焉。……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可知柳宗元构建西亭，是因为东山高峻，砍伐榛莽杂草之后，可以饱览风物，赏心悦目。一来算是萧散无事时做了一件自己乐意做而且能够做的事，二来证明自己确实生性疏顽，不思改过，反而变本加厉，孤傲山林，乐山乐水，表现出不屈抗争的勇气和愤激的心情。接下来十二句，写建亭后所见美景和心情的愉悦。写景从高而下，从远而近。在高峻的东山顶上仰天俯地，有上凌云霄，遗世独立之感。远山凑拢，澄江怀抱，胸襟不由开阔博大。夕照临轩，栖鸟飞还，菡萏艳色，斑竹清痕，清丽宁静的自然美景，令他陶醉。这样，由于贬谪而枯槁的精神，到此时方才开颜。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精神上的屏除和遗忘，所以描写赏心悦目的美景总偏重于幽深寂静的特征，蕴含着诗人心中深藏的挥之不去的忧怨。最后六句，写乡愁别情袭来，强自宽慰。赏心乐事最忌孤寂，何况柳宗元又身处贬谪的现实之中，所以山水之乐只能暂忘心中郁垒，时间稍长，不由得又勾起了深切的乡愁离恨。这种悲哀是由贬谪而来，与忧愤同根而互生，想要回归故里，现实中同样不可能，诗人只得强自宽慰，“置之勿复道”，在须臾的闲适欢乐中，忘得一时算一时。结尾哀婉低沉，怨愤之情长绕不去。
总之，遭贬而心情压抑——出游以求解脱——陶醉美景而暂悦——勾起乡愁——强自宽解而其实未能，是柳宗元山水诗最常见的结构方式和表达手法，而孤愤沉郁是贯穿全诗的感情基调和独特风格。
本诗第一句运用严子陵的典故，理解诗歌主旨的关键在这个“游”字，李白虽然颇受唐玄宗所赏识，供奉翰林，但唐玄宗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文学侍从，这就是李白表示自己羡慕退隐江湖生活的重要原因。
诗的三四句中，“太白”与上句“客星”对举，又与李白字“太白”相同，一词两指，并运用对偶手法，表现出作者的隐居其实也包含着一种无奈的心情。”元非太白醉扬州”答崔诗“金陵捉得酒仙人”，前后进行照应。
此诗清浅可爱，如出山泉水，虽一望透底，却并非一览无余，清澈的诗句里隐藏着无穷的诗意。李白不知后世对他的仙化，但他对当时谪仙的称呼欣然认同并引以为自豪。在这里，李白把自己醉饮江南之事，与太白酒星醉游人间相比，其戏谑疏狂姿态可掬。
作者用豁达的语句表达出了自己无奈隐居的忧愁，语言朴实平淡，好似在和友人叙说家常，更加显示出了其内心的惆怅苦闷。
蒿里在泰山下。迷信传说，人死之后魂魄归于蒿里。歌的开头提出疑问：“蒿里谁家地？”疑问的所以提出，在于下一句：“聚敛魂魄无贤愚。”人间从来等级森严，凡事分别流品，绝无混淆，似乎天经地义。所以诗人不解：这“蒿里”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那里为什么不分贤愚贵贱？人间由皇帝老子、王公大臣及其鹰犬爪牙统治，那么，这另一个世界，是“谁家”的天下，归谁掌管呢？人活着的时候绝无平等可言，死后就彼此彼此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后两句说，“鬼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一旦他叫你去，你想稍稍踟蹰一下也不可能。“催促”得那样急，到底为的什么？求情祷告不行，威逼利诱也不行。人间的万能之物——权势、金钱、这时候完全失去效用，不能代死。这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呢？看来，“鬼伯”是最公正廉洁的。然而，他可敬却不可亲，没有人不怕他。不管凤子龙孙，也不管皇亲国戚，他都是一副铁面孔，决不法外开恩，也不承认特权。无论什么人，对他都无计可施。
这篇歌辞反映人们对生死问题的种种思索。但由于时代和科学水平的局限，其认识还不能离开唯心论的前提。
艺术表现上，此诗则以自然见其本色。全篇四句，两两设为问答，如随口吟唱，联类成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