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月光如水,残菊傍疏篱,落叶飘零,塞鸿急飞,秋深夜静,寒气袭人,惟见诗人凝神遐思。此诗氛围清冷寂静,色彩皎洁幽丽,韵味清新隽永,通俗浅显,平易近人。《晚秋夜》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赏的杰作。正如清代诗评家叶燮在《原诗》中评论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此诗就是如此。
所谓浅,就是浅显通俗,琅琅上口,不饰典故,不用奥语;所谓淡,就是轻轻入之,淡淡出之,不着浓彩,不用艳词;所谓清,就是气氛爽利,清新明朗,不事雕琢,自然而然;所谓丽,就是容光焕发,天真纯净,文采斐然,姿容秀美。首联写宽广的碧空中,高悬着一轮明月,皎洁华美,静寂无声,把读者带入一个浩渺无垠、明媚清朗、宁静深邃的境界中。
月下凝思,遥视太空,悠然神往,不禁寂从中来,忧思萦怀,然而对月无言,惟有形影相吊而已。在这里,诗人勾勒出了寂寞孤独的心境。这种心境与静谧的月夜在基调上是非常吻和的。颔联写菊花开放,论常理,秋菊独傲霜雪,孤芳孑立;但此时却是残菊花开,还依傍着稀疏的篱笆,可见凋谢之期已不远了。
然而,尚可支撑些时日,至于衰老的梧桐,却已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叶子已纷纷凋零,飘落在寒井之上了。这里,以花开对叶下,残菊对衰桐,傍疏篱对落寒井,更渲染出一种凄寂寒冷的气氛。虽系写景,却暗寄着愁情,且与首联写的 愁字相呼应。颈联由植物转入写动物。塞外飞鸿,为了躲避寒冷的侵袭,疾速地飞过长空,由北向南,感到晚秋已尽;由于昼短夜长,邻居的鸡啼也推迟了。这里,以塞鸿飞急对邻鸡鸣迟,以觉秋尽对知夜永,以反衬晚秋夜的寒冷,从而把诗情深化到一个更新的境界。尾联又回到写人上来。这就是首联所写的愁人,他凝情不语,寂寞凄清。就在他思绪万千之际,萧瑟的秋风,阵阵吹来,拂在白露上,冷气袭人,衣不胜寒!全诗流畅爽口,通脱雅致,清淡幽丽,宁静悠远。
俗与雅,没有明确界限,而是相反相成的。俗中出雅,雅中含俗,方为上乘。黄庭坚强调过以俗为雅(《再次杨明叔韵引》),吴讷也注重由俗入雅 (《文章辨体序说》)。而化俗为雅关键在于一个化字。唐代诗评家张为在《诗人主客图序》中将元稹看成是上入室者,而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即将元、白都视为登大雅之堂的著名诗人。可见雅,并不排斥通俗的。至纯的雅,往往古奥、凝重,而缺乏明了性*和群众性*;如雅中含俗、寓俗于雅、由雅返俗,则无俗的痕迹,却有俗的滋味,无俗的外形,而有俗的神韵。这种俗,是雅的极致,也是俗的极致。
因为它已非纯粹的俗,而是含雅之俗,这就高于一般的俗。《晚秋夜》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赏的杰作。
正如清代诗评家叶燮在《原诗》中评论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
舒元舆是为牡丹作赋的第一人。后世将牡丹推为国色天香、花中之魁,此赋功不可没。此赋以拟人手法,频频采用排比句式,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角度,将牡丹的形色神韵摹写得淋漓尽致。
全文除“序”交代作赋来由外,可分作五个大段。第一大段写牡丹集大自然之精华,具出类拔萃之美:“英之甚红,钟乎牡丹。拔类迈伦,国香欺兰。”作者首先描绘出静态的牡丹形象,给人关于牡丹的第一印象。写牡丹静态肖像,无非形色。但作者的手法显示了他的不凡:在时、空中为牡丹着色定位。
第二大段是《牡丹赋》的重点,又分作四层。第一层写牡丹从含苞到盛开的情景:“暮春气极,绿苞如珠”,“淑色披开,照曜酷烈。美肤腻体,万状皆绝。”先写时间流动中的壮丹:暮春时节“绿苞如珠,清露宵似,韶光晓驱”,以及“淑色披开,照暇酷烈”。流动变化中的牡丹,比较概括,略显抽象;第二层以拟人手法写牡丹的形和色,连用十八个排比句,如“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将牡丹写得情态万千,栩栩如生;继而又连用十二个排比句,如“或带风如吟,或泣露如悲”,“或迎风拥砌,或照影临池”,将牡丹写得情切切、意绵绵的是解语之花。接着腾出笔墨细写空间中形态。先写色:五色缤纷,七彩斑斓。再写形:各具其态,各异其趣。然后又用几乎是重复的手法加固第一次笔最给人的印象:给我们一个鲜明的牡丹群像。静态很美。动态如何?描绘牡丹如吴宫美女“闲静如娇花照水,行动似细柳扶风”。其实动态更胜于静态。一阵风来,各种色彩融为一片,灿若流霞;风搅动了香气,入鼻即醉。这风中摇摆的千万朵牡丹,在动中不唯别具情态,还给人争奇斗艳、互不相让的感觉。一个个真如画中仙子,飘然欲下,美目流盼,莺歌宛转,香汗淋漓,娇喘吁吁,可摸可触。这是第二次动态处理。以上只是牡丹的外在形态之一,是天下古今人眼中牡丹,不是唐人眼中牡丹,故作者用另副笔墨写了被唐人宠爱的牡丹:在那里,牡丹被“列恨”、“步障”、“曲庞垂梁”保护起来,还有“松幕交加”。这倒有些像宫中美人,虽无天地间的生气、却多了天地间所无的富贵、妩嫦、娴朴、纤弱。因前已有充分铺排渲染,故此处牡丹写得虚,这正符合牡丹环境,有雾中观花,隔纱望影的妙趣。第三层则用西施、南威等美女和洛神、湘娥等女神比况牡丹的风采神韵:“玉栏风满,流霞成波”,“或倚或扶,朱颜已酡。”第四层写夜间牡丹之美:“席发银烛,炉生绛烟”,“晶荧往来,金钮列钱”,“未及行雨,先惊旱莲”。
牡丹的内在品质,是作者的最后处理。写淑质,不人化拔高,还是从它的自然形态着手。写叶、写蕊、写枝、写态,又从其它花的比较中写出它的不凡品质。这里写淑质与前牡丹的外在形态比显然要逊色得多,这恐怕与牡丹并无奇特品质可言有关:无玫瑰之长开不衰,无秋菊之凌霜怒放,更无莲花之灌清涟而不妖、出污泥而不染,它只是以外在的富丽取胜,而外在形态在前已有足够描攀,故从旁渲染虚写。从序看,作者写牡丹是有顾虑的。有顾虑还要写,可见其对壮丹之美感受极深。作者曾感叹无人赋牡丹,其实不然,就在他的同时代,便有李德裕的 《 牡丹赋 》 。李赋明显逊于舒赋。不是功力不如,而在于态度用力不同。李赋是游戏文字,为补文坛空白(李赋序亦云无人赋壮丹);舒元舆却在牡丹中倾注着自己的人生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牡丹在唐代被发现,随之风靡京都,顺倒朝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它富丽大度的形象正吻和唐人丰满繁华的审美理想,它的形态与盛唐之气合拍,作为唐代士大夫,作者不会例外,然而更让作者动心的不是牡丹的外在形态,而是它由边鄙无人赏识的野花,一跃而身价百倍的际遇。作者对此有过思考,并且这思考和他的人生信念一致:一物一人,能否不被埋没而有所作为,不在于出身高低贵贱,而在于自身的才质:是牡丹总会被人厚爱。作者虽出身贫寒,却“自负其才,锐于进取” , “常以丈夫功业自许”,并且从写斌的当时看,作者的才能并未被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从牡丹的际遇看到的是自己的处境与将来,他从牡丹的品质形象看到的是自身的不凡才其,他是充满激情和对未来的信心在讴耿牡丹。因此,牡丹既是唐人眼中牡丹,又是作者心中牡丹;既是天地间一客体,又是作者感情理念的载体。这样牡丹就既有艳丽之形.又有浓厚的人情味,这就难怪此赋轰动一时,后来还触动得唐文宗感慨流泪了。
第三大段写“公室侯家”和“九衢游人”观赏牡丹的盛况。第四大段中连用八个排比句写牡丹艳压群芳:“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天桃敛迹,辕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第五大段则寓物抒情,点明本赋题旨:“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曷草木之命,亦有时而塞,亦有时而开?”据《新唐书·舒元舆传》载,作者被害之后,文宗观赏牡丹,凭栏吟诵此赋,竞至泣下沾衣,亦得以见其感人至深之一斑。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