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这首词上片写登临极目的所见所感，有景生情，融情于景。下片也写登楼所见，从“望”字生出切盼之心，景为情设，情由景生。这首词上下紧接，一气呵成，写景处豁人耳目，情真语真，浑朴苍凉。这首词不事藻饰，以化虚为实的手法，真切地袒露出他被逐出宫、行止华州时的悲苦之情。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末动荡不安的政局。
全词的思想内容虽无足论，可是艺术上却有可取之处，即写景处豁人耳目，言情处动人心态。
“登楼遥望秦宫殿”，起调写景入手，直笔陡起，因景入情，渲染气氛。古人登楼，自王粲写作《登楼赋》之后，往往与无穷的忧愁联系在一起。此时贵为天子的李晔，仓皇避难华州，其内心忧愤危惧，亟盼返回京师。但京师尚在叛臣控制之中，欲归不得。因此“登楼遥望”所见何如，作者不好明写，也不忍明说。而承之以“茫茫只见双飞燕”，言外之意是说，长安宫殿可望而不可及，则能看到似乎是“旧时堂前”构巢停息的“双飞燕”，也是慰情聊胜于无了。
以下两句“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融情于景。渭水连接着长安与华州两地，相距并不很远，但“千山万丘”蔽掩阻挡，因而长安宫殿无由得见。言“千山万丘”是比况政治上的障碍。
“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过片承上接下，从“望”字生出切盼之心，景为情设，情由景生。从字面看，仍然是写登楼所见，其实新意别具。作者由遥望宫殿，转向探寻出路，力图从无可奈何的忧愤中挣脱出来。然而惟见“烟笼碧树”“行人去”，徒增空寂无依之感，“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结拍两句，则是作者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凄楚悲怆。
全词上下紧接，一气呵成。怆怀国事，寄意深沉。看来这位在政治上一筹莫展的晦气天子，其词作的艺术价值却不减唐宋词名家之作，为后人所称道。
这是一首咏物诗，既不同于咏花赏鸟的消闲之作，又有别于一般咏物寄情的诗，它本是一首含有深邃理趣的哲理诗。诗中通过对画眉鸟自由生活的赞美，抒发了诗人贬官外任后的忧郁情怀。表现了诗人向往和追求自由生活的热切愿望。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束缚个性、压抑人才的种种拘系与禁锢的强烈憎恶和否定。
欧阳修的《画眉鸟》，前两句写景：画眉鸟千啼百啭，一高一低舞姿翩翩，使得嫣红姹紫的山花更是赏心悦目。后两句抒情：看到那些关在笼里的鸟儿，真羡慕飞啭在林间的画眉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里也要了解的是，作者欧阳修此时因在朝中受到排挤而被贬到滁州，写作此诗的心情也就可知了。
最后，对比鲜明，反差强烈。前二句，通过声音与色彩的对比，描绘出山林中一种自由无拘、生机勃勃的景象：画眉鸟自由自在，鸣声婉转动人，其生存环境又是那样美好。作者这种写法的真正用意，在于和后二句构成鲜明的对比。而后二句又通过“金笼”与“林间”的对比，说明了“锁向金笼听”远远不如“林间自在啼”的歌声优美，其原因就在它受到拘禁，失掉了自由。这样，“锁向金笼”四个字，与前二句描写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人由此抒发了深长的感慨，呼唤自由，歌唱自由，追求自由，使自由成为全诗的主旋律。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对照分明，反差强烈，有利于突出诗歌的主旨。
这首诗情景结合，寓意深远，反映了作者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诗一落笔，就描绘出了一幅落日余辉中，渔舟唱晚、轻棹击水的耶溪夕照图：“落景余清辉，轻桡弄溪渚”。诗人开始就描绘江南独有的景色：溪水上一只小舟漂浮，舟人轻轻摆动着船桨，在落日余辉中自由自在地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一片斜阳照到水面，浮现出烟雨空濛的景象，水面上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残阳的反照，一时光辉起来，那夕阳金色的浅光，映着洲渚的小草、两岸的绿野，镶出西边天际的一抹绛红、深紫。
“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是写诗人临水泛舟看到在明净如镜的溪水中，观赏游鱼追逐嬉戏，三五成群，在水草和细石下钻进钻出。
耶溪的水色山光，使诗人乐而忘返，而江南的风土人情、岸边的渔村竹寨，更使诗人如入桃源仙境。“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两句，概括地表现了江南生活的恬静安谧。蓑衣箬笠的老翁，在夕阳中垂钓却悠然自得；梳妆整齐、淡雅的村姑少女，在传说中曾是西施浣的耶溪水边洗衣、谈笑，欢声笑语更衬托出山村的幽静安宁。
结尾“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恬静和乐的山村，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非常相似，又与诗人孟浩然失意后的隐逸心情和谐一致。因此，这“似相识”确是诗人的思绪所念，是情之所至，而与那垂钓翁、浣纱女陌路相逢，素不相识，虽则情感相通，却只能脉脉相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