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秋天居住在昌谷家中，有感于读书无成，僻处一隅的咏怀之作。诗共十二句，前十句全是写景。这些景物，有的明丽芳香，有的凄凉幽冷，彼此色调很不一致。作者把它们放在一起，构成特殊的情境，以与自己当时的处境和心境相适应。这是李贺诗歌“奇诡”的一种表现。
首二句写山石。首句呈现出一派澄明雅洁的秋光水色，次句寓示霜风凄紧、草木枯凋的肃杀气象。秋水澄明，秋草枯瘦，这景象明丽而又晦涩，柔媚而又瘦硬，说不上是妍是媸，是荣是枯，叫人爱又不是，恨又不是，喜又不是，悲又不是。这类奇异的景物，正是作者当时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矛盾心情的曲折反映。三、四句写竹。“侵衣野竹香”，野竹丛生，香侵衣袖，使人爱不忍离。“蛰蛰垂叶厚”，形容竹叶攒簇。傍晚时分，暮色沉沉，浓密的竹叶加深了夜的灰暗色调，则不免使人感到阴森可怖。四句起落频繁，转折急骤，迷离恍惚，变化莫测。
中间四句写空中景色。皎洁的衣亮从东山升起，高高地挂在湛蓝的夜空，显得娟秀可爱。衣中的桂树映衬着嫦娥苗条的身影，星星躲在云彩的下边，眨巴着眼睛在互相逗乐。这一切非常美丽，非常迷人。可惜都在天上，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即。于是笔锋一转，又回到人间，继续写眼前昌谷的景物。
九、十句写在严霜的摧残下，栀子花凋落，泉水从岩石的缝隙里一点一滴艰难地挤出来，发出幽咽的声响，仿佛伤心人的啜泣。写到这里，繁星闪烁，皓衣千里的澄明境界突然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眼前幽冷凄清的场景。这两句对上是转折，对下是铺垫。结束二句写人事。作者是以张仲蔚自况，说自己成年累衣在昌谷攻读诗书，书案都快朽烂了，还是一事无成。“案将朽”三字极为沉痛，把自己满肚子的委屈一古脑儿倾吐出来。
这首诗的表现方法比较奇特。它不像一般讽喻诗那样，以叙事为主，中间穿插议论，抒发感慨，而是着力写景，渲染环境气氛，通过种种具体生动的形象，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情怀。诗人笔下的景物，有的明丽芳香，有的枯瘦冷涩。把这些色调极不协调的景物放在一起，显得既生硬，又瑰丽，既芜杂（相互矛盾），又鲜明（彼此辉映），从而产生一种极不寻常的艺术魅力。它生动地再现了特定时间（秋夜）、特定地点（昌谷）的景色，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处境和心情。
小令前两句交代了孤舟碇泊的背景：时间是入夜，地点是洞庭湖，遥岸青荧的灯火，衬出了客船的冷寂。“洞庭烟”、“灯火青荧”，形象、色彩都有如绘画，足见作者驾驭语言及构筑意境的纯熟能力。孤舟无伴，船外又是昏茫茫一片，可想而知诗人只能蜷缩在船舱中，从而自然地度入“舟中”的题面。“朔风吹老梅花片”是意味深长的一笔。它补出了严冬的时令，还以其若实若虚的意象启人寻绎。在“夜泊洞庭边”的迷茫夜色中，是不可能望见“梅花片”的，可见全句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感觉。结合题目的“舟中”二字，则可发现此处的“朔风”，实是诗人在封闭的船舱中所获得的听觉印象。听觉印象而产生视觉效果，反映了朔风的劲烈。这种强烈的风声使作者生发了“吹老梅花片”的联想，于是才有“推开篷”细看究竟的相应举动，这样看来，“朔风”在这里还有陡至的意味。推篷是因为朔风的骤起，却得到了“客满天”的全新发现，事出意外，惊喜顿生，难怪要“诗豪与风客争先”了。这一句中的“豪”字，不止属于“诗”，也是对“风客”的形容。一来它表现了风客的劲猛，二来也说明了湖上风客翻飞之景象，别具一种雄豪的阳刚之美。这首小令多能从无字之处读得隐微之意，再次证明了诗人遣字构像的佳妙。
以下写风、客与诗情搅成一片，难分难辨，活脱脱是一幅江天风客行吟图。风客催诗，“一笑琅然”，豪情快意顿时将先前的孤寂悲冷一扫而光。全曲步步设景，层层推进，入情入理而又出新出变，是元散曲羁旅题材中一支开阔雄壮、别开生面的作品。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