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古之作。此诗首句点明题意，说明所怀古迹的具体内容；二、三两句分写战士还家、越王勾践还宫的情况；结句突然一转，说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如今所剩下的只是几只鹧鸪在飞。全诗通过昔时的繁盛和眼前的凄凉的对比，表现人事变化和盛衰无常的主题。
“越王勾践破吴归”句点明题意，说明所怀古迹的具体内容。在吴越兴亡史中，以越王“十年生聚”卧薪尝胆的事件最为著名。诗中却没有去追述这个为人热衷的题材，而是换了一个角度，以“归”统领全诗，来写灭吴后班师回朝的越王及其将士。
接下一句是对回师那个欢悦气氛的描绘。诗中只抓住一点，写了战士的锦衣还故乡，可留给人们想象的却是一个浩大的，热闹非凡的场面：旌旗如林，锣鼓喧天，勾践置酒文台之上，大宴群臣，满脸得意而又显赫的光辉。举城到处可见受了赏赐，脱去铠甲，穿着锦衣的战士，二十年的耻辱，一朝终于洗净，胜利的欢欣与胜利的沉醉同时流露出来。一个“尽”字，便暗示了越王以后的生活图景。果然，王宫里开始回荡起歌功颂德的乐曲伴以柔曼的舞姿，越王左右美女如云，缤纷落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二、三两句是诗人在越国历史画卷中有意摄取的两个镜头，浓缩了越国称霸一方后的繁盛、威风，其中更有深味可嚼。昔日，吴败越后，越王采纳大夫文种的建议，把苎萝山女子西施献于吴王，于是迷恋声色的吴王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终日轻歌曼舞，纵情享乐，对世仇越国不再防范，使得越军趁势攻入，最后亡国自尽。
吴国灭亡的道理越王哪里不知，可他如今走的又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当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食不加肉，衣不纹饰，精励图治的英雄本色，随着良辰美景，江山在握都丢得干干净净了。那么这样的繁盛又会存在多久呢？至于越国的命运，诗人不去写了，一切道理已尽在不言之中，而是急转一笔，写了眼前的景色：几只鹧鸪在荒草蔓生的故都废墟上，旁若无人的飞来飞去，好不寂寞凄凉。这一句写人事的变化，盛衰的无常，以慨叹出之。过去的统治者莫不希望他们的富贵荣华是子孙万世之业，而诗篇却如实地指出了这种希望的破灭，这就是它的积极意义。
诗篇将昔时的繁盛和今日的凄凉，通过具体的景物，作了鲜明的对比，使读者感受特别深切。一般地说，直接描写某种环境，是比较难于突出的，而通过对比，则获致的效果往往能够大大地加强。所以，通过热闹的场面来描写凄凉，就更觉凄凉之可叹。如此诗前面所写过去的繁华与后面所写现在的冷落，对照极为强烈，前面写得愈着力，后面转得也就愈有力。
为了充分地表达主题思想，诗人对这篇诗的艺术结构也作出了不同于一般七绝的安排。一般的七绝，转折点都安排在第三句里，而它的前三句却一气直下，直到第四句才突然转到反面，就显得格外有力量，有神采。这种写法，不是笔力雄健的诗人，是难以挥洒自如的。
在古代，人们十分珍视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卢照邻的《送二兄入蜀》就形象地表现了诗人与其兄弟之间深厚的手足亲情。
首句“关山客子路”，是向“二兄”说明前方路途遥远、山峦叠嶂、十分艰险，提醒亲人要多加珍重。古时由长安入蜀，必须经过秦岭太白山、青泥岭和大剑山、小剑山之间的一条栈道——剑门关。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曾清晰描绘了蜀道的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剑阁有“天梯石栈相钩连”，却仍旧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最后不得不发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的叹息。
卢照邻这首诗没有细致刻绘，而用“关山”二字概括了蜀道上的艰险，与兄弟惜别的沉重心情却清晰可见。
次句“花柳帝王城”，是指“二兄”出发的地点——长安，繁华似锦，歌舞升华，一派繁华的景象。
这一句与首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以长安的“花柳”繁华反衬亲人在艰险的蜀道上将会碰到的孤苦、凄凉，着墨不多，感情却倍显深沉。
三、四句“此中一分手，相顾怜无声”，是抓取临分手时的瞬间情景的一个细节描写，将兄弟二人依依不舍相互牵挂的惜别情态刻划地细致入微，淋漓尽致。“相顾”二字将相互间情深意切的目光传神地刻绘了出来，一个“怜”字泻出了二人心中只有亲人间才会存在的滔滔挚爱之情，“无声”二字显示了不可名状的离别之恸，颇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意。
诗人在短短四句诗中能够由远及近地刻划双方的心灵，善于节制感情，平衡抑扬，在前两句的对仗中巧含对比的成份，使全诗感情异常深厚浓烈，跌宕起伏，令人感动。
作为抒写骨肉亲情和送别诗来说，《送二兄入蜀》或许并非最上乘之作，但却以其简洁质朴的诗风和语言有力地冲击了宫体诗的形式主义藩篱，给初唐诗坛带来了清新之气，也为后来的盛唐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
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花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花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紧承前首结句“花不忆江南”，将记忆的镜头移向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中间两句是说，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那起落的钱塘江大潮。
偌大一个杭州，可忆的情景当然很多，而按照这种小令的结构，却只花纳入两句，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最有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就杭州景物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用说，浙江潮和月中桂子，就是杭州景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作者也对此感受最深。
何谓月中桂子？《南部新书》里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别人也可花拾得。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也很想拾它几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看起来，他在杭州之时多次往寻月中桂子，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因而当他把记忆的镜头已向杭州的时候，首先再现了“山寺月中寻桂子。”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
如果说天竺寺有月中桂子飘落不过是神话传说，那么浙江潮却是实有的奇观。浙江流到杭州城东南，称钱塘江；又东北流，至海门入海。自海门的潮水，十分壮观。《方舆胜览》云：“钱塘每昼夜潮再上，至八月十八日犹大。”请看《钱塘候潮图》里的描写：“常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混混沌沌，声如雷鼓。”正因为“潮头高数丈”，所以作者当年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躺在郡衙的亭子里，就花看见那“卷云拥雪”的壮丽景色。
这两句词，都有人有景，以人观景，人是主体。所不同的是：上句以动观静，下句以静观动。“何日更重游？”末句是说，什么时候花够再次去游玩？这首诗仅就作者的内心活动而言，已蕴含着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首诗，追忆苏州往事。“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开头是说，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把镜头移向苏州。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中间两句是说，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美丽的芙蓉。一面品尝美酒，一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可解释成春天酿熟的酒，也可解释为花给饮者带来春意的酒，从“春”与“醉”的对偶来看，后一句解释也许更符合原意。“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极言那花儿像美人喝醉酒似的红艳。“娃”，美女。西施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修建的住宅，叫“馆娃宫”。开头不说忆苏州而说“忆吴宫”，既为了与下文协韵，更为了唤起读者对于西施这位绝代美人的联想，读到“吴娃双舞醉芙蓉”，这种联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两句，前宾后主，喝酒是为了观舞助兴，着眼点落在“醉芙蓉”似的“吴娃”身上。
“早晚复相逢？”末句是说，不知何时会再次相逢？“早晚”，当时口语，它的意思与“何时”相同。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花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调名《荷叶杯》，是因为作品写的这段生活发生在莲塘里，故而有意选用了切“荷”的调名（古时词牌其实也就是题目），也许是借这个调名，用以创造出一个波寒浪静的凄迷意境以寄托他惜别之思。这二者都有可能。但不论是实是虚，都表现了一种惜别的凄苦之情，在给人以影响的艺术效果上却是一致的。
词的开头说，清晨，荷叶上还凝聚着清亮的露珠。“凝冷”，这是感情的色彩，则船上的他俩相对之情可知。通过人物对于客观环境的感受，读者就能体会到他此时的心境，也就暗示了人物在这种心境下可能有的行动。既是一种“寒”的冷遇，则无幸福之可言为可知。
“波影”，这是一个视线的角度，它使读者能得以从这一视线回溯到呆呆地看着水面的他。因此，它证实着“凝冷”正是他自己心理的写照。本是不忍相对，所以移目于波。但在水波里见到的竟是“满池塘”的“绿茎红艳两相乱”。“满”在这里非常传神，非常有气魄，正如一幅巨大的画。画面满是绿的荷叶，红的莲花，不仅立于水面，亦且倒映于水中，形成了巨大的夹角。在这一巨大的夹角处，着一小小的呆望的他，还有低泣的她——那凝冷的露珠，怎知又不是写她的清泪的呢？这是多么巨大的压迫人的孤独之感。似乎这幸福的倚红偎绿的暖色，直把她俩挤了出来，或紧紧地钳住。而这也正是此时人物的心理写照。
“绿茎红艳两相乱”中的这个“乱”字用得艳极。乱是迷离相交的状态，特别是它承上“满”字而来，只觉得满世界尽是亲昵地偎在一起的美丽的情侣，只有他俩却要离开。而一想到离别，是以肠断，这是心境，花叶相乱，本属无情，只是一种自然形态，境由心生，这虽是唯心的，然而并不能否定心境之可以影响对客观事物的看法这一事实。正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这满世界都是相依相偎之情，不能不产生唯独自己不幸的巨大悲哀。只是他这里外界的实物不是实物，而是自己的感情，如杜甫写的这样，而是人物自己的感受，有如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把自己心境完全揉合到客观世界中去了的情景。
水风凉，当然也是实的，其实也是心境的感受。绿满逼人，水风浸骨，是爱情的，其实也是社会的。使爱情遭受如此折磨的，当然是由于社会的逼迫，正是只有他俩却要离开这一点相似之处，又可以引导人着眼于社会的逼迫。而如果抽去了或者隐去了本来是隐射或借喻的爱情之说，则就只剩下社会的逼迫了。这就是诗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伎。
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