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境界苍凉，寄意深远。诗的首句中，“黄昏鼓角”写的是目所见、耳所闻，“似边州”写的是心所感。李益曾久佐戎幕，六出兵间，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这时，他登上汝州（州城在今河南临汝县）城楼，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音，物与我会，情随景生，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分量是极其沉重的。这里虽然只用“似边州”三字淡描一笔，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据近人考证，这首《上汝州郡楼》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李益五十七岁时，由此上溯三十年，其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试考察他两次登楼间隔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作者个人经历而言，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又远走边塞，先后在朔方、幽州、鄜坊、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期的军旅生活；就时局变化而言，唐王朝愈来愈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代宗、德宗两朝，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淄青、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在公元783年（德宗建中四年），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三十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他旧地重来，想到此身，从少壮变为衰老；想到此地，经受干戈洗礼，是腹地却似边陲。城郭依旧，人事全非。这时，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忧时伤世，万虑潮生，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紧接着写出了“今日山川对垂泪”这样一句的原因。
这第三句诗，会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以及周顗所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话，也会使人想起杜甫《春望》诗中那“国破山河在”的名句。而在李益当时说来，这面对山川、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的，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最后就以“伤心不独为悲秋”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吟后，“悲秋”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其实，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杜甫也不必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摇落深知宋玉悲”了。这里，李益只告诉读者，他伤心的原因“不独为悲秋”，诗篇到此，戛然而止。而此诗篇外意、弦外音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探索。
这首诗内容赞扬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展示了军阀必趋灭亡的下场。
“血沃中原肥劲草”，是说军阀杀害人民的鲜血灌溉了祖国大地，先烈们壮烈牺牲的精神培育了广大人民，使他们成长为劲草般的坚强战士。“血沃中原”，揭露了军阀屠杀政策的残酷程度，使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洒遍了中国原野。当时，在国民政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共政策下，仅雨花台一处被害的革命者就有二十万左右。“肥劲草’’，比喻革命力量在鲜血灌溉的土地上成长壮大。一个“肥”字突出了革命力量壮大的声势。这一句点出了革命力量是剿不尽、杀不绝的，军阀的屠杀、“围剿”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加速他们的灭亡。
“寒凝大地发春华”，是说大地虽然一片冰寒，但只要春天一到，烈士播下的种子就会怒放出复仇的春花。“寒凝大地”，主要是写国民政府在国统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使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象严寒禁锢着大地，没有一点生气。“发春华”，不仅是对当时英勇作战的革命文艺战士的高度赞扬，也是鲁迅坚信革命必胜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一个“发”字，描写出革命文艺不可阻挡的发展形势，正如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这一句是诗人的预言，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前景。
“英雄多故谋夫病”，直接写国民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他们多方借故，称病离职，丑态百出。在日寇压境的局势下，国民政府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整天忙于派系争斗。他们或因失势，或因分赃不匀，忽而出现在幕前，忽而退居于幕后，这一句是国民政府政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分崩离析的真实写照，既写出了他们内部斗争的丑象，又反映了他们在抗日前笼络人心的拙劣表演。
“泪洒崇陵噪暮鸦”，承接上句，这帮“英雄”、“谋夫”们并不想“合作”、“抗日”，他们貌合神离，暗斗不休。“噪暮鸦”点出了国民政府内部吵吵嚷嚷，恰似黄昏时分一群乱叫的乌鸦，暗示国民政府统治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句揭露了国民政府色厉内荏的纸老虎本质，揭示了国民政府政权摇摇欲坠的必然趋势。
此诗热情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坚韧不拔的对敌斗争精神，愤怒地控诉了国民政府消极抗日反革命“围剿”的罪行，揭露了国民政府的虚弱本质与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展示了革命势力的锦绣前程，指出了他们统治的崩溃局势。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这首诗由夜游、昼游及感受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各占六句。按游览的时间顺序说，是昼游在先，夜游在后，而诗中却将夜游部分置于昼游之前。诗的首二句即从日暮写起，言暮时继续行游，至月夜而泛舟江上。次二句写水面如镜，风波不起。上有月光清朗，下有微波荡漾，水天一色，交相辉映，浸淫在一派闲静轻柔的氛围之中。而“沫”、“涉”二字又透出游者的情态，二字以工整的对仗，表现了主人公在江上纵情嬉戏的欢快情趣。五、六两句写夜行所见的奇异景色以应题。这两句以“竦”字描摹巨石的突起耸立之状，以“倒”字形容飞瀑的倾泻直下之势，仿佛石破天惊，蔚成壮观。以上六句，写出了夜游由陆路到水行，最后抵达目的地的全过程，而所见江水的平静和三山两溪的奇崛又情味迥异，生动地再现了景观的不同风神，可谓摇曳生姿。
“亦既穷登陟”以下六句，以倒叙笔法追忆昼游的所见之景。登山眺览，惟见一片莽莽苍苍的景象。“荒蔼”句为总写，概括了幽僻深杳的总体印象；“窥岩”和“披林”两句则分写山高、林密。重岩叠嶂、树林茂密，以至连天日都仿佛被遮蔽不见了。这里是用夸饰的手法极写环境之艰险，以为下文的张本。接下来“阳乌”两句，为记忆中的白昼游程摄下最后一个镜头：行者披着夕阳的余晖，正在幽深的竹林之中穿越而行。这两句中的“尚倾翰”、“未为邅”，与上两句的“不睹景”、“岂见天”似相牴牾，其实一为记实，一为描写，盖因用笔虚实之不同也。这六句从登山写到返程，最后以“阳乌倾翰”回顾照应到诗的首句，遂以“日垂”为契机，把昼游和夜游、山行和水行连成一气。全诗的写景纪游部分以后一段行程的起点发端，以前一段行程的终点收煞，拦腰说起，首尾承接，不仅使整个纪游部分显得神固气完，而且也使诗的章法布置别开生面，颇有奇观意外之妙。
诗的最后六句抒写感受。诗人由此番登陟的亲身经历，联想到巢居穴处的岩栖之难。巢穴的不蔽风雨固然可忧，然而更可忧的，是没有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这里或指诗人的“方外交”昙隆和法流二法师，这两位友人都是“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而作“高栖之游”的。诗人在《山居赋》中曾说：“苦节之僧，明发怀抱。……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意谓：朋友相得之欢，一日胜似一千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总是相见恨晚，此日如能同游，应该是十分欢欣雀跃。谢灵运在其吟咏石门的篇什中，每多抒写寂寞之感，如“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等。此诗亦然。诗中的感受既是在登山过程中直接触发的，因而诗人将昼游部分移后，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只有如此才便于使情景相关处连成一体，而避免了将情与景截分两橛的弊病。这种在章法布局上的缜密用意，正是大谢诗惨淡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
胡曾用四句诗概括了当年项羽乌江自刎的情景表达着对他无限的敬仰与同情，分析了项羽当时耻于过江的心理活动，展现了项羽义重如山，视名节重于生命的人格之美。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他宁死不屈、义重如山的精神品格感动着无数的后人。
人们在诗歌中表达着对他深深的敬仰与感动。 胡曾能以浅近之辞，表达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事，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得以传诵不休。胡曾的咏史诗虽然不像杜牧那么别出新意，也没有李商隐的隐然寄托，但是因为通俗易懂，加上概括史事性强，所以从唐五代至明清，被作为儿童训蒙读物，影响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