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诗在《乐府诗集》中被收入《相和歌·平调曲》。这是曹植自制的新题乐府，篇名取自篇首二字。《乐府解题》说：“曹植拟《长歌行》为《鰕䱇》。”古诗又云：“长歌正激烈。”可见《长歌行》是慷慨激烈的调子。这使得雀篇形式非常切合内容。
全诗可分两层。前十句是对追名逐利的世俗小人的轻蔑讥斥；后六句是对胸怀大志的壮士的崇高赞美，同时抒发他们不被人知的痛苦。雀诗多用典故和比兴手法，产生了既蕴藉深沉、又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诗中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感奋交相融合，创造出一种千古同慨的悲壮之境。
开头四句，以“鰕䱇”“燕雀”比世间热衷于谋私营利之徒。以“江海”“鸿鹄”喻胸怀“皇家”“九州”的壮士。鰕䱇只会在浑浊的小水坑里游动，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深广的大江湖海。雀句语出宋玉《对楚王问》：“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燕雀只能在柴荆编成的篱笆间嬉戏，不懂得鸿鹄遨游长空的壮举。雀句源于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诗人通过“潢潦”与“江海”、“藩柴”与苍穹、“鰕䱇”“燕雀”与“鸿鹄”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感情。句子的寓意显而易见：唯利是图、唯权是夺的浅薄小人，不可能知道那志士的宽阔胸怀和豪壮举动。对志士与小人的褒贬，从诗人《赠丁翼》诗中也可找到印证。诗人这这里抒发了遨游天地的壮志。
接着六句进一步说明：世上之有识之士，正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效鸿鹄之志，以成就无与匹比的大德大业。正如驾车升登于五岳之巅，再俯看天下之山，简直就如小丘小陵一样。然而世人大多图谋于势位利禄，奔波于仕宦之途。
第一层多用典故和比兴，表现诗人与势利之辈眼界、胸怀之不同。而第二层即后六句，转入对诗人志向内涵的直接披露。最后发出慨然长啸。这里的“壮士”实际是诗人的自期自许。结尾在慷慨悲歌中突发变徵之音，与开篇的勃郁之气遥相呼应，表达了诗人不遇知音、壮志难酬的愤懑和悲怆。
古代帝王狩猎场面极其宏伟，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都极尽铺叙描摹之能事，对此作了生动反映。从扬雄《长杨赋》中“今年猎长杨，……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嵎”也可窥见其规模之一斑。而《秦风·驷驖》之妙却全在以简驭繁，以少胜多，仅三章十二句四十八字即已写尽狩猎全过程，却同样使人觉得威武雄壮，韵味无穷。
首章写将猎。取景从四匹高头大马切入，严整肃穆，蓄势待发，充满凝重的力度感。四马端端正正站着，只待一声令下，便拔蹄飞驰。镜头接着由马转移至控制着六根马缰绳的人。“六辔在手”，显得那样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充满自信。这是赶车人，也即下句所谓的“媚子”之一，即秦襄公的宠臣。他还不是主角，只是“从公于狩”的一个陪衬。真正发号施令的是秦襄公。他带领一大批“媚子”，大规模出猎。此章虽只撷取一辆狩猎车的情景，而声势浩大又纪律严明的场面已可联想得之。驭马与驭天下，其理一贯，如后世白居易《授韦贯之工部尚书制》所云：“善御者，齐六辔；善理者，正六官。”所以此章通过层层反衬，暗写秦襄公治军治国有方。
次章写正猎。管山林苑囿的狩猎官，接到开猎的命令后，急忙打开牢圈樊笼，将一群群养得肥肥的专供王家狩猎作靶子用的时令兽驱出，于是乎轰轰烈烈的围猎场面就自然映现在读者脑海。这虽然只是个铺垫，但角度很巧妙，令人从被猎对象想像狩猎盛况，避实就虚，别具一格。至于为什么单单驱出“牡”兽，那是因为当时祭祀用的牺牲以牡为贵，不用牝兽。在纷纭的围场中，诗作的镜头紧紧跟随着秦襄公，只见他吆喝一声：“射左边的那一只！”果然那肥兽应弦而倒。这足见秦襄公武艺不俗。当然，他狩猎的对象只是驯养的野兽，这与《郑风·大叔于田》中“襢裼暴虎”（赤膊空拳打老虎）的公子相比，不免有点虚浮和滑稽。但以王侯之尊，让他真正到深山老林与虎豹猛兽直接较量，那是不现实的。因此，此诗的描写非常切合主人公的身份地位。诗只举秦襄公一隅，可谓抓住了牛鼻子，其余留下一片空白，让读者去自行想像补充。对于秦襄公，也只是摄取了一个刹那间的特写镜头，而略去其他枝节，叙事中有描写，笔法老练简洁。
末章写猎后。猎后情景可写的很多，如猎物的丰盛，猎者的欣悦等，但都未免落入寻常窠臼。此诗的猎后视角独特，大有王者风范。诗写猎后即游于“北园”，按常理推测那北园与猎场应该是相通连同在一区的，并非要绕道另去一处游息。故首句既是场景的转换，突出了王家苑囿之广大，也是氛围的转折，由张而弛。一个“游”字意脉直贯篇末。前“狩”后“游”，互为补充，整个过程相当完整。次句又着眼于“驷驖”，与首章相呼应，而神态则迥异，此处的驷驖不再是筋脉怒张，高度紧张，而是马蹄得得，轻松悠闲。一个“闲”字语意双关，马是如此，人也如此。后两句又对“闲”字着意渲染。輶车是一种轻便车。《周礼·校人》：“田猎则帅驱逆之车。”驱逆之车即是輶车，其作用在于围驱猎物，供猎者缩小包围。猎后的輶车已不用急驶飞赶，因而马嚼上铃儿叮当，声韵悠扬，从听觉上给人悠闲愉悦之感。最妙的是末句的特写，那些猎时奋勇追捕猎物的各种猎狗都乘在輶车上休其足力。这一宠物受宠的镜头很有情趣，也很耐人寻绎，将先前的紧张与现时的休闲形成鲜明对照，使末章的“闲”趣表现得淋漓尽致。
全诗叙事取景高度浓缩，突出典型场景和人物，抓住富于表现力的瞬间和细节，因而虽只窥豹一斑，却能使人想见全豹，其艺术概括力很值得借鉴。《诗经》中写狩猎的名篇有二，即《郑风·大叔于田》与此篇，前者反复铺张，以繁见长，后者精要简约，以简著称，而这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手法。
晏殊整整做了五十年的高官。他赋性“刚峻”（《五朝名臣言行录》），处事谨慎，没有流传什么风流艳事。他自奉俭约，但家中仍然蓄养歌妓，留客宴饮，常“以歌乐相佐”（《避暑录话》）。他喜欢纳什么歌妓、姬妾，是容易做到的。照理，他生平不会在男女爱情上产生多少离愁别恨，但他词中写离愁别恨的却颇多。这可能和当时写词的风气有关：酒筵歌席上信手挥写，以付歌妓、艺人歌唱，内容不脱晚唐、五代以来的“艳科”传统；也可能和文学创作的特点有关：它可以描写人们的普遍感情，不限于作者的自我写照。但晏殊写的这类词，也不像完全脱离自身生活的客观描写，这首《踏莎行》小令，就是这样的一首词。
此词写别情。上片起首三句：“碧海无波，瑶台有路，思量便合双飞去。”《楚辞·离骚》有瑶台这个词，但可能从《穆天子传》写西王母所居的瑶池移借过来，指陆上仙境。说要往海上仙山，没有波涛的险阻，要往瑶台仙境，也有路可通，原来可以双飞同去，但当时却没有这样做；此时“思量”起来，感到“不合”，有些后悔。接着两句：“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是说放弃双飞机会，让“意中人”轻易离开，此时后悔莫及，可就是“山长水远”，不知她投身何处了。“轻别”一事，是产生词中愁恨的特殊原因，是感情的症结所在。一时的轻别，造成长期的思念，“山长”句就写这种思念。它和作者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词中的“山长水阔知何处”，同一意境。
下片，“绮席凝尘，香闺掩雾”，写“意中人”去后，尘凝雾掩，遗迹凄清，且非一日之故。“红笺小字凭谁附”，音讯难通，和《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的“欲寄彩笺兼尺素”而未能的意思相同。“高楼目尽欲黄昏”，既然人已远去，又音讯难通，那么登高遥望，也就是一种痴望。词中不直说什么情深、念深，只通过这种行动来表现，显得婉转含蓄。最后接以“梧桐叶上萧萧雨”一句，直写景物，实际上景中有情，意味深长。比较起来，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虽然妙极，还是失之显露；而作者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词中的“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另一首《踏莎行·小径红稀》的“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结笔的妙处正相同，都是以景结情。
这首词写离愁别恨，侧重“轻别”，有其“个性”；它从内心的懊悔和近痴的行动来表现深情，婉转含蓄，不脱晏殊词的特点；而结笔为最妙，蕴藉而韵高，尤堪玩赏。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