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赠生绡一幅图，云是小髯之所作。
我尝游君伯仲间，仲今已矣空见山。
画中无限磐礴意，使我坐见愁满颜。
重崖复涧迷樵路，杳杳烟萝昼如暮。
溪阁风生醉客眠，野桥月出归僧度。
枥林蒙密枫林高，深处似有猩鼯号。
满空云冻动秋思，飞泉落日何萧骚。
挥毫若此难再得，白鹤何时返乡国。
良工自古多苦心，留赏人间赖遗墨。
南宫北苑皆已仙，此图与之当并传。
坐嗟存殁意难报，作歌愧匪琼瑶篇。
出赠生绡一幅图，云是小髯之所作。
我尝游君伯仲间，仲今已矣空见山。
画中无限磐礴意，使我坐见愁满颜。
重崖复涧迷樵路，杳杳烟萝昼如暮。
溪阁风生醉客眠，野桥月出归僧度。
枥林蒙密枫林高，深处似有猩鼯号。
满空云冻动秋思，飞泉落日何萧骚。
挥毫若此难再得，白鹤何时返乡国。
良工自古多苦心，留赏人间赖遗墨。
南宫北苑皆已仙，此图与之当并传。
坐嗟存殁意难报，作歌愧匪琼瑶篇。
在洞庭湖诗歌中，多把描写湖水与旅途艰辛及宦海浮沉相结合，表现出厌恶仕途而又无所适从的情怀。此诗亦是如此。
这首诗的前两联写洞庭波的浩荡声势，第三联写关于洞庭湖的传说，且对此隐隐表示怀疑以衬托洞庭波的险恶。最后一联写君山之下的狂风怒号、浊浪滔天“万古多”，含蓄地表达了作者自己被贬谪后的隔世之感。全诗通篇以写景的形式贯穿，但其中寓含的情感非常深沉，达到了景与情的和谐统一。
诗作写景，起首便冒出“人生”二字，又以海涛比洞庭波，把洞庭波的浩荡声势形容出来了。第二联是对洞庭波的直接描写，那吞吐日月星河的气势丝毫不逊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第三联似乎对传说中的舜帝南巡到君山，黄帝张乐洞庭湖这荒蛮之地，隐隐表示怀疑。亦为反用典故，以衬托洞庭波的险恶。最后一联写君山之下狂风怒号、浊浪滔天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自古以来经常发生的事。
然此诗也并非单纯写景，如果联系元稹生平事迹来看，就会发现诗人巧地把情感寄寓在其中。元稹年少时曾因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野杂然轻笑。”“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加廉节不饰云。”从《新唐书》看，少年元稹是一个有正义、能谏诤之人，之所以“晚弥沮丧”，其实是他识透了宦海风波而采取的自保行为。这首诗就表现了他对宦海风波的恐惧心理。“泛海”其实也就是宦海，洞庭波未尝不就是宦海风波，而且这样的风波时时刻刻都出现在他的身边，一旦言行不慎，就可能葬身宦海之中。全诗以写景的形式出现，但其中寓含的情感非常深沉。特别是最后“狂风万古多”，更是含蓄地表示自己被贬谪后的隔世之感。
从此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心情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哀愁、愤慨、痛苦、困惑之情溢于言表。洞庭湖的美景成为触动其悲思的琴弦，发而为诗，便出现了美景与哀思的和谐统一了。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司空图是唐代创作咏菊诗数量最多、成就最为显著的诗人之一。他的大部分咏菊诗都是七绝，篇幅虽然不长，但意蕴丰富、含义深刻，显得别有韵致。
这组咏白菊的杂诗共四首，主要内容都是通过赞美白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态度。其中第三首写得最好。这里白菊其实只是一个引子，诗人要表达的是自己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天空中的云层像屏风一样厚实紧密，只留下像一条带子一样的天空，给人以一种较为压抑的感觉，但诗人心中却因对尘世间的是是非非能有清楚的判断而显得悠然自得。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白菊花盛开的时候，自己却心事重重，不能顺利入睡。其原因是，诗人此生更看重的是赏菊吟诗、陶冶性灵，没能在菊花开放的时候写一首好诗，总觉得像是欠了别人的债务一样，难怪诗人内心里难以安宁了。这首诗中，白菊花虽然只是一个引子，但诗人对之的喜爱、赞赏之情表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