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是乐府相和歌平调七曲之一。古乐府中有《长歌行》与《短歌行》之分,关于二者的命意,《乐府解题》有两种说法:一是“言人寿命长短,有定分,不可妄求”;一是“歌声之长短耳,非言寿命也”。在李白之前,以此题为诗者,多为慨叹人生短暂,主张及时行乐。李白的这首诗,却以乐观浪漫、昂扬奋发的精神,在喟叹生命短促的同时,表达了对人生的珍惜,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时间本是个抽象的概念,用“白日”来指代,便成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了。“短短”两个叠字,强调它稍纵即逝。由时光的流逝,自然联想到人生易老,年华难驻。这样,诗意自然而然地转到对光阴的珍惜。起首两句,貌似平平,实则恰到好处。既开门见山点明题意,又为诗意的拓展预留地步,而且格调质补,语势流走,转承自然。
时间永恒,无始无终,漫漫无垠;生命短暂,代谢荣衰,转瞬即逝。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强烈的反差,进一步驰骋瑰丽神奇的想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上句从“空间”角度极言天宇浩瀚无垠;下句则从“时间”角度感叹光阴的永恒漫长。“万劫太极”,何其久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那曾经见过东海三次变为桑田的麻姑仙女,如今也已两鬓斑白了。这种浪漫的夸张只能出自李白的笔下。据传为汉代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东王公常和玉女用箭作投壶游戏,每次要投一千二百支,若未投中,天便开口大笑,这就是下界所见到的电光。如今这种电闪雷鸣已历成千上亿次了。诗人巧妙地把这两个故事融入诗篇,将人们带进奇伟的神仙世界。这里有苍茫的穹宇,人世的兴替,麻姑仙女蝉鬓染霜,天公玉女嬉戏作乐,倏忽又是雷鸣电闪,风雨将至……,多么光怪陆离,神奇而诡谲!这些奇异的境界,极其有力地渲染铺排了“万劫太极长”的内涵。至此,空间的浩渺、时间的无垠,通过诗人大胆而奇特的想象,表达得淋漓尽致。继而,诗人笔锋一转,拓出另一番意境。
“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诗人要揽住为太阳驾车的六条神龙,把太阳所乘之车挂在东方“日出之所”的扶桑树上,用北斗作酒勺盛满美酒,请六龙各饮一杯。这样便会使时光停歇下来,人生似乎便能得以长久。结尾二句道出诗人的意愿:“富贵非吾愿,与人驻颜光。”自古帝王们,即使秦皇、汉武一代雄主,也无不遣人访神仙,求长生,无非为了富贵永久。诗人要揽六龙、回朝日,“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绝非为个人富贵。对他人,为的是“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李贺《苦昼短》);对诗人自己,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他渴望着有朝一日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要拯物济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像大鹏一样要“扶摇直上九万里”,即使暂时受挫,也要“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这也许就是诗人的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吧。唐司空图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与李生论诗书》)。对诗人的意蕴似乎应作如是观。
纵观全诗,诗人在驰骋丰富的想象时,把美丽的神话传说融入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塑造出瑰奇壮观,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文辞如行云流水,极富表现力,体现了诗人雄奇奔放,清新飘逸的风格。他以吞吐千古,囊括六合的胸襟和气魄,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从思想到艺术都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在继承借鉴前人的同时作了重大的突破,比如,“北斗酌美酒”就是反用《诗·小雅·大东》“唯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的典故。前人的《短歌行》在慨叹人生短促时,往往流露出一种及时行乐,纵情声色的颓废情绪。同样的歌题,在李白的笔下,虽也同样发出“百年苦易满”的叹喟,然而,全诗贯穿的却是乐观浪漫、昂扬奋发的基调。这是诗人的个性及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使然。再如,屈原在《离骚》中唱道:“吾令曦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徜徉”。李白显然对此是有所借鉴的。但同样的素材到他手里,便刻意铺排为新颖、诡谲的艺术境界、包蕴着更为深广的内涵。“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力的活动。”(黑格尔语)李白的创作实践证实了这一论断。正如皮日休对他的评价:“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李白是当之无愧的。
这是《珠玉词》中的别调。大晏的词作,用语明净,下字修洁,表现出闲雅蕴藉的风格;而在本词中,作者却一变故常,取景甚大,笔力极重,格调遒上。抒写伤春怀远的情怀,深刻沉着,高健明快,而又能保持一种温婉的气象,使词意不显得凄厉哀伤,这是本词的一大特色。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人生是短暂的,离别是寻常的也是最使人伤心的。
首句劈空而来,语甚警炼。“一向”,即一晌,一会儿。片刻的时光啊,有限的生命!词人的哀怨是永恒的,那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谁不希望美好的年华能延续下去呢?惜春光之易逝,感盛年之不再,这虽是《珠玉集》中常有的慨叹,而在本词中强烈的直接呼喊出来,更有撼人心魄的效果。次句加厚一笔。“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可是,词中所写的,不是去国千里的生离,更不是沥泣抆血的死别,而只不过是寻常的离别而已!“等闲”二字,殊不等闲,具见词人之深于情。在短暂的人生中,别离是不止一次会遇到的,而每一回离别,都占去有限年光的一部分,这怎不令人“易销魂”呢?
“酒筵歌席莫辞频。”上片末句是说,酒宴歌舞就不要推辞了吧。对此,词人唯有强自宽解,痛苦是无益的,不如对酒当歌,自遣情怀吧。“频”,谓宴会的频繁。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晏殊“唯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佳客必留,留亦必以歌乐相佐”。“酒筵歌席”,即指这些日常的宴饮。这句写及时行乐,聊慰此有限之身。
“满易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换头两语是说,若是登临之际,放眼辽阔的江山,徒然的怀念远别的亲友;就算是独处家中,看到风雨摧落了繁花,更令人感伤春光易逝。换头两语,忽作变徵之声。气象宏阔,意境莽苍,以健笔写闲情,兼有刚柔之美,是不可多得的佳句。
“不如怜取眼前人。”结句是说,不如在酒宴上,好好爱怜眼前的人。本词意谓去参加酒筵歌席,好好爱怜眼前的歌女。作为富贵宰相的晏殊,他不会让痛苦的怀思去折磨自己。也不会沉湎于歌酒之中不能自拔,他要“怜取眼前人”,也只是为了眼前的欢娱而已,这是作者对待生活的一贯态度。
下片抒情。起首两句为空想之辞:到了登临之时,放眼望去尽是大好河山,不禁徒然思念起远方的友人;等到风雨吹落繁华之际,才发现春天易逝,不禁更生伤春愁情。这两句词意境开阔、辽远,表现出词人对时空不可逾越,消逝的事物不可复得的感慨。结句中,词人以“不如”一词转折,再次表达了自己珍惜当下的思想:与其徒劳地思念远方的亲友,因风雨摇落的花朵而伤怀,不如实际一些,珍惜眼前朋友的情谊。这也是词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
本词是《珠玉词》的代表作。词中所写的并非一时,所感的也非一事,而是反映了作者人生观的一个侧面:悲年光之有限,感世事之无常;慨叹空间和时间的距离难以逾越,慨叹对消逝的美好事物的追寻总是徒劳,在山河风雨中寄予着对人生的哲理的探索。词人幡然感悟,认识到要立足现实,牢牢的抓住眼前的一切。这里所表现的思想,颇类似近代风靡了法国以致欧美的存在主义。本来词意是颇为颓靡的,但词人却把这种感情表现得很旷达、爽朗,可见其胸襟与识度。
这首诗中王韫秀用典贴切,展现了自己才女的史学功底,历来为后代文人赞赏。其中“知道浮云不久长”因为蕴含着哲理性被誉为名句。
开头一句“楚竹燕歌动画梁”,楚竹和燕歌,分别指代南北方的音乐,由此可见元载网罗了全国各地的佳丽。家中的美女之多,不言而喻。其中动一字,可见声音之大,绝非一个两个歌女在歌唱。画梁应该是指元载专门修建的芸辉堂,有金屋藏娇之意。“更阑重换舞衣裳”点明是在夜深时,元载还在观赏歌舞,早就沉醉于酒色之中,政务已经被他抛在脑后了。
接下来王韫秀笔锋一转,从现实中来到历史中。“公孙开阁招嘉客”一句中“公孙开阁”这个典故用的贴切自然,公孙宏,元朔中为丞相,封平津侯。为了收罗人才,就起客馆,开东阁以迎贤人,士人也因此而认为他是贤相。享年八十,死于丞相位。而他之后的几任丞相,由于作事乖戾,故多遭刑戮。王韫秀是想用这个典故告诉丈夫,富贵要想像公孙宏一样长久,要广纳人才,交友四方。“知道浮云不久长”这句是在前三句上得出的结果,结论更直白的来劝告元载,富贵如浮云一般,不可能长久,要早做打算,居安思危。
整首诗不仅体现了王韫秀的才女气质,更显示了她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洞悉人心的哲学思想,在表达上相对委婉,后世文人皆赞扬王韫秀能力在其丈夫元载之上。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